格勒：第一个报名上学国家包吃包住

　　格勒：我的家乡1950年就解放了，但是在1956年之前一直是这样的，贵族统治。到1956年，突然来了一批干部，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动员学生入学。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受传统的思想教育，愿意送孩子读书的人不多，因为当时地方有很多人散布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我也不了解共产党，包括我的妈妈也不了解共产党，但是我妈妈一辈子就知道让我读书，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学校，只要能够让我读书她就愿意，所以妈妈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让我报名的。后来报名的人就越来越多，我们整个村子里面有大概100多人报名，其中的特点就是小学不限制年龄。

　　新中国解放以后，在甘孜县建立了区里第一座小学，建立在过去一个大贵族的宫殿里。当时也有很多笑话，因为我妈妈是个文盲，老师问我什么时候出生的，妈妈也不记得了，很多事情她也说不清楚，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在新中国第一个在家乡建立的小学读书，学校提供座椅，那儿还有吃的，国家包吃包住。

　　主持人：您读书的内容和以前读的有区别吗？

　　格勒：不一样了。刚去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家乡没有老师，是找了一个当地的喇嘛，他教我们是藏文，所以我们的语文、历史、数学全是藏文。老师也只有一个，那么多的学生，而且这个老师动不动就打人，但是时间不长两年不到，就来了一批从内地毕业的藏族或者汉族老师，开辟了其他的课程。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因为我不懂汉语，但是对于藏语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一直到四、五年级，我的藏语成绩很好，但是汉语成绩依然很差。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大家基础都差不多。

　　我们家乡以前就有一些汉族，是从河南等地流浪过来的，他们在当地结婚，也有一些后代，他们在语言方面就会好一些。比如在同学当中还有“韩”姓，但是他们的妈妈几乎都是藏族。我从小受母亲的教育，学习很勤奋，而且很刻苦。我们家都是农民，所以没有什么生活来源，我就非常节约，通过想各种办法，像学校要打猪草，我就多打一点，还帮人家打。

　　主持人：带有一种勤工俭学的性质？

　　格勒：是的。后来大概五年级毕业的时候，六年级还没有读，这个地方教汉语教不下去了，就选择了8到10个成绩优秀的人，送到了县里的小学去，把我送到了二完小学。从我们那里到县城有33公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村，离开母亲。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正式说汉语，学中文。因为那个学校原来的学生汉语说得很好，我们去的时候老师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差别太大，就把黑板分成两半，一半教我们，一半是教县城的人，我们写的是“人”什么的，其他的孩子已经开始造句了，我特别羡慕他们，因为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拼命学汉语，1960年后逐渐进入困难年代，吃饭也很困难了，我把国家给的补助节约起来换小人书看。

　　当时我第一次进入甘孜县城，第一次看到电灯、黑板、电影，之前我都生活在传统的六道轮回的环境中。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到了当地的一个民族中学，我们这个区里面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学，我们村只有我一个人，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了。

　　中学有80多个人，人太多了，分成两个班，对于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如何交学费，如何穿衣服，因为我一直在穿藏装而且没有裤子穿，别的学生都穿着中山装。很多的条件不具备，而且我的汉语依然落后于别人。这个学校分甲、乙、丙三等奖学金，为了照顾我第一次就给我甲等助学金了，这样的话我就有饭吃了。

　　我汉语比较差，为了赢得老师的好感就拼命做好事，比如说主动去做义务劳动，帮别的学生做作业，打扫卫生等等。所以学校每学期都给我评三好生，证书要盖章的，我母亲不认识字，她看到了这个章就非常高兴。我每次放假回家乡，带回家的就是三好学生的奖状。这是我妈妈感觉到最光荣的事情，她为我高兴，我也为她而高兴。

　　其次就是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家乡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一夜间全部庄稼被打毁。学校也比较困难，那个时候粮食非常少，由于这种原因，连续两年走掉了一半的学生。我们区八个县只有这一个中学，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是回家还是继续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自己决定休学了。不到十天，我妈妈就来了，她也是半个月来一次，每次都给我送吃的。她来了以后就抓着我的耳朵又把我带到了校长那里，说他只能读书不能回去。

　　主持人：当时你们的校长是如何挽留你的呢？

　　格勒：我的校长是藏族，人特别好，他说他不知道我没有来上课，既然这样他就让我妈妈回去，他负责管我。最后我只好又去参加中期考试了，这样就读下来了，成绩逐渐好了，汉语也越来越好了，我那个时候可以看《三国演义》等书了。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只剩下了19个人，最后分别送到了成都、北京，大家考的考，保送的保送，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西南民族大学，主要专业是藏语翻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