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家里发生大变化母亲特别感激共产党！

　　格勒：从1956年到1960年，当时整个藏区，特别是西藏发生叛乱。这个叛乱很厉害，因为当时达赖喇嘛是刚刚执政，他们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他的下面有自己的老师，可能就在寺庙到处去讲经，煽动叛乱。所以我们村子18岁以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周围的山上都在打仗。整个社会都不是很稳定，但是综合来说，第一、我有机会读书。第二、我们家民主改革以后，第一次有了房子，那是民主改革把贵族家刚刚修的新房子，分给我们家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第一次看到有玻璃，家里面还有电灯，玻璃可以反光，我当时还比较害怕，而且仓库进去以后还有很多的酥油、牛肉渣子，我们就捡着吃。后来我们就分了牦牛、马、土地，自己就开始种地了，家里的人第一次是为自己活着，我也可以去读书，家里还有很多喝的，酥油可以自己打啊。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去放牧，很喜欢放马、唱歌。

　　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我母亲依然是信教的，她看到了家庭的变化和我的变化而特别感激共产党！她教育姐姐应该为共产党做事儿，有些人不敢参加的，她就参加了。在村里面180多户中，我们家以前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后来就变成了以姐姐为代表的村子里面的骨干户，这个变迁是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

　　我们家分房子的时候，房子很大显得空荡荡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饭以后，看到了外面满天的星星，当时我特别害怕觉得是不是鬼火啊。妈妈说不是，后来我们就出去看，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因为我们房子大，他们问能不能住到我们家。妈妈说可以，然后就让出来了房子，他们其实不是住在我们楼上，他们就住在楼下马圈里。我的妈妈不同意，就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不同意，就全部睡在厨房里面。

　　第二天姐姐打水的时候，厨房里面全睡满了，可能一个班都在我们家，后来他们学习背水，帮我们干事儿，给我吃饼干，给我送照片。我和这些解放军呆了几个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了解放军，每次小学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画一幅画，就是解放军骑马背枪的画面，一方面显示了我会画画，让村子里的朋友们看看，另外也表达了我自己的感情。解放军送给我的衣服和鞋子太大了，所以都让姐姐穿了。解放军走的时候，姐姐宴请了他们，我妈妈也是特别同情他们，因为这些解放军都很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山上去训练。我妈妈就说那个班长，说他天天带得孩子们这么辛苦。我第一次对解放军有了一些概念，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外面的世界。这也是后来我考中学的动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小学到中学由于处于生活最困难时期，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奖学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读书的，也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如果没有解放，我最多是个僧人，现在可能最多就是喇嘛。我读小学的时候国家还发了几件衣服，妈妈让我记住一定要报恩，所以我读书也很刻苦。

　　1964年我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在这里一共从1964年到1968年，发生了文革大革命，后来就当了一年知青，回来分配到家乡工作。从工作开始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是77级的本科考进的西南民族大学，就读了一学期，老师就劝我去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学术问题，研究藏族自己的社会和历史，后来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要从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调研工作，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三年，我一直忘不了学习，后来就考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当时四川、广州都需要我，最后组织决定就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我的后面经历大概是这样。

　　格勒：在国家优惠政策中读完从小学到博士所有课程

　　主持人：您不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族硕士，而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您在很有意义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自己本身的民族，而享受到一些优惠政策呢？每一个藏族的学生要求都是一样的吧？

　　格勒：这种优惠政策是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西藏的学生都在有优惠，尤其对藏族学生可能更优惠。作为我个人来说，国家全部包了。考试不仅在成绩上，而且如果你表现很好可以保送，当时我考硕士的时候老师说我可以考藏文，那个时候我很吃惊。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恢复了藏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恢复了藏语文的教学和使用，后来在西藏还形成了一个法律，就是政府文件或者官方语言都可以使用藏语。国家为了保护藏族的语言，从1964到1968年我读的这个班就叫做“藏语文翻译班”。考硕士研究生，我考的是藏语文，很多硕士研究生跟我一样。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优惠政策了，本来你没有办法考本科和研究生。

　　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就是现在考大学，藏区考也有优惠分数，正是因为这样，还有西藏中学的学生考北京大学，肯定比别的学校分数要低，很多的西藏学生考入北大，就是因为他们享受了优惠政策。我们家乡的很多藏族同胞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藏中学去，因为有优惠，而且政府很重视。比如说北京西藏中学，是北京市政府专门从全市挑的最优秀的教师。办西藏中学就是中央对西藏的优惠政策，而且我的印象当中，国家对西藏的政策是必须是农牧民的孩子优先，这就是很大的优惠。

　　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在国家和中央的优惠政策当中读完了从小学到博士的所有课程，没有这个优惠我可能中学就已经退学了。

　　格勒：共产党尊重民俗习惯藏文受到良好保护

　　主持人：刚才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藏语言文字是得到保护的，现在包括在西藏地区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呢？

　　格勒：国外很多人不了解藏语文。首先，藏区不像别的地方，西藏目前是我国唯一的90%以上人口都是主体民族人口的自治区，我们家乡藏族人口也是70%多，所以语言和传统文化就保留得比较厚重。比如说我的家乡，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人说汉语，内地派来的干部也都是必须学藏语的，否则你没有办法工作，做报告都做不了。后来我有个朋友写过一本书，这个书上也写了，调查了一年零一个月，在这种环境之下，藏语就自然得到了保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的党是不一样的，在民族地区就是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贫困的人民服务，从红军时代开始就特别尊重当地民族风俗，这是它成功的最大的政策。

　　我们家乡在1936年的时候有红军经过，朱德也经过我们家乡，我们当地的活佛和朱德就成了朋友。那个时候的红军是根本不随便进老百姓家的，也不进寺院，这都是严格的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到处写的标语，红军很受到当地宗教界和老百姓的欢迎。

　　我的家乡历史上从来没有军队进去过。第一个是清代的赵尔丰，整个藏区都占领了，但是这个地方打不进去。后来国民党的队伍也打不进去，再后来红军居然经过了这个草原，他们和当地的人谈了谈，而且尊重了当地的一切习俗，也不和当地打仗，所以就通过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个是尊重民俗习惯，一个是为老百姓做好事，一个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解放以后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也是第一条。

　　我从小学到硕士研究生一直在学习藏文。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的努力下，西藏地区的人大常委会通过法规把藏文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官方语言，所有大小会议都要翻译，电视台必须有藏语播音，报纸必须有藏文，所有门牌也要写藏文，这个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是国家和当地各级政府下了很大功夫的，现在也培养了一大批这种人才。我们家乡解放刚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甘孜日报》，报纸都有汉文、藏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