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通过对佛道二家“无用之用”辨证思想的梳理和简要剖析，发现在二家思想中，他们对语言文字、肉身存在的态度并非如一般人所误解那样，被完全否定。而两家在思考问题时所持的充满灵性的立场、角度和标准也是值得关注的。因此认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佛道二家的“无用之用”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日用乃至更高级的精神生活，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本文的论述较为粗浅，此论题或有继续深入探讨之必要。

导入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的影响，实用功利主义在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历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以类似于“人生在世，吃穿二事”这样一种纯动物性需求为标准，对周围的存在妄下有用或无用的判断，并且在行动中青睐所谓的有用而鄙弃所谓的无用。这种线性的、缺乏辨证意识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存境界历来都显得比较低。像这种缺乏哲学思考的浅层次的生存状态到如今依然无多大改观，也是事实。正如庄子在《南华经·人间世》中所感叹的：“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种“可食”、“可用”的“有用之用”与人们关系直接，特征明显，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缺乏思辨层面的意义。
　　“无用之用”则不一样，这种“用”在缺乏辨证思维的俗众那里是难以梦见的。一般人认为，事物以无用的表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无用”又何以言“用”呢？然而，稍微懂得“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高下相倾”（老子语录）道理的人则应该明白，事物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有黑必有白，有雌必有雄，是故，有“有用”就必然存在“无用”。但这儿的“用”应该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看待。
　　明白“无用”的存在也是有价值这样深刻的道理，同时把“无用之用”所体现出来的辨证思想阐述得精辟入里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诸派别中，当属佛、道二家。
　　基于对“无用之用”所包含的辨证思想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对佛、道二家的“无用之用”思想作出比较。在行文过程中，着重观照佛家对语言文字和肉身存在所持的态度；对于道家，则主要从思考问题的立场、角度、标准的灵活性加以分析。

一 关于语言文字

　　在谈论佛家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一下语言文字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语言文字产生后，却逐渐摆脱人类的控制，无法和人类的思想一一对应。本来，人类的初衷是思想和语言所指应该完全合拍，这也是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工具所体现出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的进步，随着人类思想的无限拓展和语言文字的相对有限，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言为心声成为人类童年的记忆，代之的是言不尽意或言不及意的情况的愈演愈烈。于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随之，“言外之意”、“言尽而意无穷”、“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语言现象便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人类的噩梦，它使人类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和把握别人，由此制造的心灵隔阂无法消除，种种虚伪的、非人性的东西因语言而诞生并且泛滥。但是，人类又是那么的离不开语言文字！
　　如此，对于语言文字，我们能以有用还是无用作出判断吗？难。可以肯定，自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起，历代的佛学传承者都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过。稍懂佛理的人大概都知道《金刚经》在修持佛法中的地位，若理佛则不可不诵《金刚经》，甚至在佛家那里，有用恒河沙数的七宝布施都不及诵持一部《金刚经》的说法，而《金刚经》是以世尊和须菩提的对话形式写就的，这证明用语言文字表述的三十二品佛理是非常有用的。但《金刚经》的核心内容却只有一点：凡所有相，皆属虚妄。也即佛法本无，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的，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禅宗，就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似乎在强调，语言文字是无用的。在禅宗的历史上，也确有过歪解惠能的这种“心印”修行观的事，一些人要么静坐，要么棒喝，却单单忽略了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佛法在修行中的作用。
　　其实，佛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这种“无用之用”观是可以理解的。佛法本不可言说，但要传承，就必须强自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是客观存在。这里事实上存在死法和活法之别，死法即众多的佛典所记载的属于道理和技巧层面的东西，活法即佛的境界。在已彻悟的佛徒那里，醍醐灌顶之后意识活动已跃居第一位，已达到“心印”的境界，语言文字可言“无用”；但在初学者那里，参习佛典聆听教诲却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语言文字显得非常有用。
　　理解这种“无用之用”的思想，在佛典《中阿含经》卷五十五《筏喻经》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讲述了正统佛家对语言文字的态度，即在未了悟佛理之前，用语言文字所讲述的佛法是不能没有的，但通过学习，了悟真性后，这些“法”就该舍弃了。这好比渡河，在此岸时，我们不能没有船筏，但渡河到达彼岸后，就不再需要船筏了。佛家的这种过河拆桥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无用之用，亦即所有的外物于佛来说，本质是无用的，但佛家经典作为“船筏”在佛家的思想传承中却永远扮演着“有用”的角色。
　　在佛家那里，“有用”和“无用”都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境地，二者是互相转化的。而对于“无用之用”的语言文字，每一个理佛者都应该意识到它在修行中的地位，万不可误解“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字面意义，而误以为语言文字是无用的。
　　我们再来看看道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态度。老子说，语言文字对他的“道”来说是无用的，但除了用“道”字来强自命名他大脑中那个美妙想法以外，委实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同时老子还强调“道可道，非常道”，说出之后，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那个想法了。但我们看到，三千言《道德经》还是把老子的思想展露殆尽了。其实，老子在著述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于“道”看似无用的语言文字其实是很有用的。语言文字的这种无用而又不得不用的特点，就是老子的“无用之用”。庄子在《南华经》中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在《外篇·天道》中，庄子借轮扁之言指出，文字典籍不过是“古人之糟粕”，真正的“道”不可言说，是“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在老庄这儿，他们像佛家一样强调，道，非言语能传承，只能悟。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语言文字无用。必须意识到，悟的前提，应以了解掌握必要的用语言文字记载的“死法”为基础。语言文字的这种“无用之用”的特点，佛道二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这个道理，庄子进一步作了非常形象的比喻，《杂篇·外物》中如是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把语言文字当成一种如同捕猎的工具，目的达到即可弃用的提法，和佛家的“筏喻”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对语言“无用之用”特性的最好注解。历史上，魏晋玄学盛行时期，一些只得佛道二家理法皮相的人，一味“玄之又玄”，完全忽视语言文字的“无用之用”，使得虚无主义一时盛行。这种虚无风气在今天的思想领域中似乎也还有一些影子。
　　以上是佛、道二家对语言文字所持的“无用之用”的态度，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把这种思想引用到我们的为学过程中，就会克服一些浮躁的想法，让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地先学习，等到工夫到家，才可像尼采一样自信地说，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和载体，只有领悟精神才是至高无上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