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精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一、“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庄子的“自然无为”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庄子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在自然的“无为”方面。无为既是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为万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解释：“天地有大 而不言，四时而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进一步讲，人在“无为”状态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动，只要产生“有为”的欲念，人的自然状态肯定就会丧失掉，虚静无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庄子的理想人格正是这种超越人生的“无为”精神状态，虽稍显理想化、幻想化，但作为一种独特而又积极的精神修养追求，不能不让人顿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其寝不禁，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这种看似无情无欲的表征，蕴含了“主人”、“神人”、“圣人”高度的精神自由感，构成了庄子思想所追求的最高人格境界。庄子看似卓异不凡的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背后所隐含的是人类征服自然、超载世俗的热切情感，也是他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臻于“无为”的绝对精神自由世界。在他脑海中，他深知这样的道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
　　庄子的“无为”论，实际上也带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并非“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而是强调“无以人灭天。”针对当时统治者以“仁义”为幌子巧取豪夺的现象，庄子明确指出正是做作的“仁义”蒙弊了人的自然本性，“仁义”的追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利”的追求，所谓“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这种对政治制度尖锐的批判，虽然会最终趋向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否定，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他揭露当时各路诸候崇尚智巧的合理成份，矫枉往往过正，庄子思想中对所谓“文明”的批评确实有他与众不同的独特眼光。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