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道、佛以为，唯（与自然界处于对待状态中的）“人”死了，为自然界立法、强迫自然界臣服的“知性”死了，才可以回归“本真”。无独有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理达也著作专书宣布：“人死了。”这表明，人类由知性的过分发达与操作层面的过分膨胀导致的失“真”的命运，不断地敲击着那些不甘坠落的心灵。
　　 矢志于求“真”的哲人，永远是痛苦的！

　　 　　五

　　 然而，道、佛二氏的思想家们大多终不致于由痛苦而去自杀、去殉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显然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们大多又抱有一种“荒诞意识”，他们借“荒诞意识”，把人生的沉重与痛苦化解了。
　　 所谓“荒诞意识”，是指人不得不处“恶”不“恶”、且不得不以“恶”对“恶”的一种滑稽感。这里的所谓“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它指的是在操作层面上的前提设定非“真”，由此引出的施设亦非“真”；但尽管施设与前提均非“真”，我们还得以“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之、去持守之。这诚然荒诞不经。
　　 在二氏思想家看来，在俗世生活、在操作层面上，一切既为方便而设，不可以没有；但又不可以过分执“真”。要之，人世间的种种磨擦、种种痛苦，实都出自于人们对是非、好坏、善恶的分判过分地计较，对自己认定是的、好的、善的方面有过强的占有欲，心太实、太死（实在论心态）。“荒诞意识”的化解力就在于：他点醒人们，经验层面的是非、好坏、善恶、得失的分判，既然都以考察者及其选取的角度为转移，那么对某一考察者从某一考察角度作出的某种分判，何必耿耿于怀？即如庄子所述一例：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项，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繲，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15)“支离疏”，形体残缺之谓。支离疏驼背缩颈、容貌怪诞，但他走街穿巷，为人做杂工，不仅自己可以糊口，而且可以养家；遇上打仗或服劳役，健康人无一幸免，他却因疾得免；君王施惠，他又因残受赏。于是，他生活得比健康人更自由、更舒适、更好。这不也怪诞吗？残疾人容貌之怪诞，是从形体的角度上说的；残疾人生活得更好引发的怪诞，则指社会动作方式上的荒唐性。但是，尽管社会的这种运作方式显得极其荒唐，任一朝代、任何一个人执政，还是得照常运作，还得不断地驱迫健康人服役，使健康人无法过健全的生活，而唯残疾人可以“游于其间”。这便是“人间世”的现实。既然“人间世”本身就是荒诞的，那么，对“人间世”中各个具体不同的人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引伸出来的是非、好坏、善恶、得失的过分计较、过分执“真”，不是显得更荒诞吗？正是借着“荒诞意识”，道、佛二氏把俗世间的种种善与恶、苦与乐的区分与对待抹平了、消解了。
　　 有意思的是，原先在揭露经验世界非“真”而把“真”置于其外时，道、佛二氏的思想家们是把自己对“真”的追求彼岸化、神圣化的。为了实现这种追求，他们必须避世、逃世、离家、出家，过隐居生活或作宗教修行。而引入“荒诞意识”后，经验世界中的一切分别、对置关系消解了，经验世界不再构成为对“真”的追求的界限，经验世界与“本真”世界的分别对置关系也消解了。由之，回落于经验世界，回落于俗世生活，回到此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庄子以为“道”（本真）“无所不在”(16)，僧肇确认“立处即真”(17)，即把“本真”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置化去了。禅宗六祖惠能说：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18)惠能于此又把在世与出世、在家与出家的分别消解了。马祖道一承续惠能的思想，进一步发挥说：
　　 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19)“平常心”指在俗世生活中（行住坐卧、应机接物）未经知性刻意分疏、未经德性着力分判过的日常欲念，禅师以之为“道”，实即完全确认俗世生活的至当性。显然，借助绝望意识、悲剧情怀，道、佛二氏使自己得以超拔，得以出世；有了“荒诞意识”，道、佛二氏又使自己可以从容入世了。
　　 道、佛在这一意义上的心境追求，由于不再把“真”设置在俗世生活之外、之上，在俗世生活之外别无追求，似乎是坠落了，也的确有信从者坠落而走向逐物与放纵（如少数魏晋名士）。但在道、佛二氏的一批挚诚的思想家那里，“入世”原是以确认俗世生活的“假”与“荒诞”为前提的，放纵与逐物已背离了这一前提，落入与物的对待、受物的限定之中，故并不体现道、佛二氏的基本精神。
　　 道、佛二氏在这一重意义上的心灵境界，更易于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出入于二氏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以为：面对俗世生活的“假”与“荒诞”，人应当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拥有一份“真常心”（对本真与终极的关怀）；但俗世生活的“假”与“荒诞”既然又体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客观普遍必然性”，那么对周围世界种种“恶”的变化也应该是可以涵容的，可以以“平常心”收摄之。而心亦就在平静地、恬淡地对待“人间世”的种种是非、善恶、得失、去住之分判中，由于无所纷扰、无所牵系而获得了自由。
　　 这种自由，不亦是当今因心智的过分发达与物质主义的过分膨胀而受到过分压迫、活得太累的人们所响往的一种心灵境界吗？道、佛二氏的许多观念，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却可以品尝到它的现代意味。
　　 本文1995年6月28日收到。
　　 本文为1994年12月香港“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而作。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2年重印版，第661页。
　　 ②参见《庄子•齐物论》。
　　 ③《俱舍论》卷二十九。
　　 ④《庄子•大宗师》。
　　 ⑤《庄子•秋水》。
　　 ⑥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