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即事而真”就是强调由个别体认一般，由分殊体认理一，由别相殊相体认共相总相。青原一系的南宗禅的即事而真，把华严理事圆融的教义同禅宗即物求道的禅修结合起来，直接孕育出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与“即物穷理”。二程与朱熹都好佛禅。朱熹尤喜华严宗与禅宗，但他虽早年师事临济宗杲大弟子道谦学看话禅，后来却主要接受了青原一系的华严禅。他生平最崇仰的禅师便是法眼文益的大弟子德韶。德韶在通玄峰顶洗澡，忽然有悟，写下一偈：“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赞叹说：“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五灯会元》卷十)所谓“吾宗”，即法眼“一切现成”之宗眼，德韶一再说的“事无不通，理无不备。”“佛法现成，一切具足。”“道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这是说修禅达到顶峰，固然不同于人间；然而心外无法，又随处可以见到青山(禅境)。因此处处皆禅，不待安排。朱熹生平最喜此偈，他年轻时就曾登上安溪凤山，在通玄庵壁题了此偈。中年时仍云：“若圣门(儒)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晚年时弟子吴寿昌记叙云：“寿昌因先生酒酣兴逸，遂请醉墨，先生为作大字韶国师《颂》一首。”(《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七)由此足见华严禅对朱熹理学形成的深刻影响。华严禅之理事圆融孕出程朱理学一分殊，华严禅之即事而真孕出程朱理学之即物穷理(分殊体认)。理一分殊实即用理学语言论华严的理与理、理与事的圆融无碍，以为从理与理的关系看，一理(性理)流行于天地之间，是为“理一”；一理散为万物之理(物理)，是为“分殊”，这同石头希迁“性理”、“物理”之说如出一辙。从理与事的关系看，太极(理)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一道贯事事物物，是为“理一”，事事物物形象变化不同，是为“分殊”。从体与用的关系看，道(理)为体，是为“理一”，物(事)为用，是为“分殊”。“理一”与“分殊”、理与事的关系是“全”与“分”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共相与殊相的统一，理在物中，由分殊显现理一，故朱熹也强调即物求道，就分殊体认理一，由殊相穷究共相。华严的理事双修讲“即事即理”：“如此华藏世界海中……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一即多。”(法藏)朱熹的理一分殊也讲“即事即理”：“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祭李延平先生文》)曹洞的即事而真是要就事上体认理，程朱的格物致知也提出即事穷理，格物求道，即分殊而体认理一。在儒经中“格物”与“穷理”本分在两处，“穷理”见于《易·说卦》，“格物”见于《大学》。程朱却借助于华严禅理事圆融与即事而真的思辨，将《大学》的“格物”同《易》的“穷理”合而为一，以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四书集注》)理一散在分殊，必须就分殊体认理一；理在物(事)中，必须格物(即物)而穷理。朱熹特别强调“格物”与“穷理”是一回事：“《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语类》卷十五)这种即物求理，也就是由分殊上求理一，所以朱熹又特别强调分殊体认：“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语类》卷十六)这就是延平李侗一再告诫他所说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延平答问》)朱熹后来用“随事以观理，以察天下之理；即理以应事，以明天下之事”，高度概括了这种分殊体认与即物穷理--这是理学家的或儒家的“即事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