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耶宗教传播的比较看佛教僧侣的社会公众形象
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创立及其传播来看，佛教作为出世宗教，在向西方的传播是失败了，但向东方传播，则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本土文化的抵制，即使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文化国家，佛教传播也比较顺利。它得到了精英阶层（the elite level）和普通大众(ordinary people)的普遍欢迎。佛教没有依靠其国家的强势力量而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征服了东部亚洲，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 佛教除了它那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外，它能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还与佛教队伍中一批高僧大德具有的社会公众形象分不开。像东晋的道安、慧远，唐代的玄奘、道宣、惠能、鉴真、义净，明代的莲池、紫柏、憨山、圆悟等，或开山创宗，或中兴基业，或西行求法，或东渡播种，每一盛举，都显示出诱人的仪容风神和人格魅力，佛骨法韵，禅风禅悦，吸引着芸芸众生的目光，震撼着善男信女的心灵，就连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公卿也无不为之倾倒，成为其追“星”一族。佛教僧侣社会公众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来自其自身的聪慧妙悟和勤学苦修；另一方面也从反面得益于政府几次对佛教重大的检汰和打击，它迫使佛教必须注意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否则就会失去大众社会的拥戴和供养。所以，宗教僧侣的社会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关乎着该宗教的存活与灭亡。
基督教的传播，则远比佛教复杂和艰辛。由于早期的基督教缺少宽广的包容胸怀，其传播不得不时常藉助武力。特别是早期基督教适应异地文化的能力较差，致使它在东部亚洲不能拓展更广阔的空间。如，唐代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景教曾“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Arkhun）也是盛极一时 ，在蒙元统治的区域内，就有四个教区：秦尼（第11区，驻地大同，辖今晋北、乌盟、冀西北一带）、喀什噶尔（第19区，驻地今喀什，辖南疆）、汗八里（第23区，北京，辖今京、津、冀、鲁西北一带）、唐古忒（tè）（第24区，驻地今张掖，辖陕甘宁地区）。但是，因为不能与中国传统的汉文化相适应，聂斯托里教和也里可温教没有能够在民众——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中扎下根来，更没有得到汉族精英阶层的青睐，在广大的汉族区域，也没有树立起有如佛教高僧大德的极富感染力的社会公众形象，因此，在遇到政治的风云变化后，便经不起一点打击，就一蹶不振了。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吸取历史教训，努力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传教士就曾先剃发、穿袈裟，后又改穿儒服，结交名士，流连上层。然而，终未能使基督教广泛传播。基督教再次大踏步地走入中国则是在坚船利炮的助威下返回的。但是不久，随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激烈抗争，基督教也再次不能赢得大部分中国人的喜爱。
20世纪，基督新教在发展中越来越脱离传统的教会管辖，主张信徒因信称义，即信众直接与上帝沟通，不需要神职人员在人与神之间做中保（Mediator），注重心灵的虔诚，而不在乎形式，故而信仰社团、集体、社区纷纷出现，牧师（Pastor）可以脱掉道袍布道，娶妻生子，与普通信众在外表上没有多少区别。新教完全走上了普世化的道路。
当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打开，新教便以其普世化的形式涌入了中国，并呈现出蓬勃兴盛的态势。
比较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发现，在前现代社会里，宗教僧侣的社会公众形象对于宗教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作为出世宗教的佛教僧众的社会公众形象尤其凸显，因为僧人外表独特，受人瞩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容易受到人们的监督。而普世化的基督新教，其神职人员与普通大众一样，不易被人注视，故其社会公众形象远没有佛教僧众的重要。而佛教又不可能走新教化的普世道路，脱掉袈裟，走出寺庙，入迹于大众之中。因此，我以为，佛教要发展，要振兴，还得要从自身挖掘和寻找潜力：1. 兴办佛学院，提高僧众的文化素质，将信仰与理性、人文与科学、道德与法律、修持与义理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荡除佛教中残存的巫术迷信痕迹，真正体现智慧佛教。2. 出家僧众加强自我约束，行住坐卧，笃实勤俭，端正简约，不装神弄鬼，不妄言是非，不贪图享受，不奢侈豪华，特别是各寺庙在物质不应相互攀比，不以拥有豪华轿车（如宝马、奔驰、凯迪拉克）、高级设备为荣，而以历代高僧大德为楷模，树立好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3. 佛教寺庙兴办营利性商业应有一定限度，尤其是出家僧众不能直接参与经营，而要保持其庄严、神聖的社会公众形象。商业活动可委托在家信众（居士）来操作。这也是初期佛教的一个传统。
能做到上述三点，佛教一定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