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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批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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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说海氏反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而是认为科学只关心事实、数据、操作和应用,遗忘了崇高的哲学思考与伦理目标,无益于对人的价值规范的探讨,失去了对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取消了对精神的探索,断绝了与心灵的联系。科学成了一种“被砍掉脑袋的科学”。
  海氏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专注于存在的根据,如B、C、D  ……,而遗忘了“是”这个词,  以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而这“是”(系词to  be)恰恰就是指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指“being”(实在之物)。“通过从不定式到动名词的转变,不定式原有的空泛被限死,存在成了严格的对象,存在本身也蜕变成存在者”(注: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0页。)。
  那么存在到底是什么?存在不是他物,而是它自身的显现,而不能靠他物来说明。那么如何表述“存在”呢?为此问题,无数充满睿智的哲人绞尽了脑汁。尼采认为,它是一团迷雾,无法解释;老子认为大道无言,还是不说为妙。海德格尔虽然同样意识到了对它命名的艰难,他还是从他老师胡塞尔处取来了现象学还原这一认识论利器,试图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认为存在是括去(放在括号里悬置)了存在者之后的那个剩余物(现象本身),它是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显现着。
  这里有必要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法作一简单说明。譬如我们从不同方面观察一个正方体,可以看到几个侧面,可看到的都不是整个正方体,只有当各个不同的侧面在我们心目中显现时,才能合成一个完整形象。在意识中如此显现的直观对象即本质,“显现即现象”(此处的“现象”不是指事物的表象,而是指现出本象)。实际上就是认为,要把握世界的本质存在,我们不能从与之联系的外在的客观实在来解释它,因为从外在的客观实在来解释它,是永远也达不到本质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外在的客观实在悬置(epoche)起来,加上括号,存而不论,而靠我们的经验、感觉、回忆、判断等意识去把握其“如其所是”的含义,直观其抽象本质(注: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8页。)。
  要回答“存在者是如何被括去,而显现为什么也不是的存在”这一问题,只有找到一种独特的存在者——人。因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动物。人既然能够遗忘或遮蔽自身的存在,就能够回到自身显示自身的存在,而其它存在者没有理性,就无所谓“遮蔽”与“显现”。海氏把这种存在者称之为“此在”(人)。这里的“此”即“自身”,“此在”即自身存在的显现者。
  譬如:在日常生活中,人总是作为工人、学者、政治家或商人等角色出现,因为它总是与他所从事的某种职业关联着:做工,研究学问,从政,经商……这种关联可以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些角色是作为“存在者”的此在出现,而不是作为“存在的此在”(即此在自身)出现。此在要展示它自身的存在,就是要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出现,即要退出这一切关联。此在的存在,就是退出了这一切外在关联的存在(生存)。
  在我们的日常世界里,即传统形而上学所指的表象世界里,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就是因这些关联着的事物而被人自己所赋予的,即人把自身理解为某种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不管一个人的个性如何,他究竟成为什么人,都不过是他自己行为的结果,“人从事了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们追求做一个优秀的工人、有名望的大学者,强权的政治家、暴富的大商贾,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生存。这种日常的人们的生存所展开的世界,海氏称之为“有意义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在展开一个个不同的内在世界(如工人生活世界、学者生活世界、政治家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的“沉沦”世界(此沉沦无贬义,指沦落为与他人即其他存在者共在,沦失于常人中,丧失了自身的本性存在),是一个追求声色货利而人失去了自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是一种“非本真”(非本源之意)的此在,因而这些存在所展开的世界都是“非本真”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人(此在)的本真存在呢?人总是要死的(即此在的终结,不是指非活)。死亡是唯一不可选择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可能性。面对死亡领会死亡而展开的生存世界,便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无”并非没有,“无”也存在着,而且是一种本真的存在。鲁迅在《故乡》中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此处指没有)”;又在《野草》里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们平常认为,没有希望,就是绝望,只有两种选择,而鲁迅认为,这世界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而是一片“虚妄”,即什么也没有的空无存在。在这里,鲁迅的“虚妄”即存在论意义上的“无”。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与无(意义)的世界。有的世界与无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无中生有”,就是说有(意义)的世界是从无(意义)的世界中生发出来的,无(意义)的世界是有(意义)世界的存在前提。此种有无之关系,几千年前我国的老子也有大致相同的论述:“然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注: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有”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来源于无。没有了“无”,也就无所谓“有”了。
  那么,此在所展开的世界是如何由一个无的世界转向一个有的世界的呢?海德格尔认为,人面对“死亡”这种最本已的可能性会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畏”;一种是“怕”。“畏”是觉悟到了死亡,忧神于这种本真的存在,由此而产生“死的意志”(如佛家的“寂灭意志”),把死亡作为自身的可能性来承担,并先行到死亡中去(走向死亡,并非实现死亡),由此而展开一个无的世界即本真的世界。用海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在总是能够在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走向自己,总是在这种让自己走向自己中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保持着,也即生存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第325页。)。  另一种情绪则是“怕”。“怕”是指背离死亡,逃避死亡(即怕死),由此而产生“求生的意志”。在这种“求生意志的驱动下,他忧烦于他周围关联着他的事物(如名、利、货、色等),觉得只有这些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由此而产生于一个有意义的非本真的世界。由于人的意志的专断性,使他与自然(自然之物)发生关系时,能重构自然,“在事物打扰他的地方,就改变事物”,他在制造世界时他自身也被带入确定与安置。因此,这有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指性结构,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些事物是有意义的,但这意义不是由那些关联着此在的存在者赋予的,而是由此在自我选择、自我赋予的。对这一选择的决断就是精神。在本文引言中所谈到的欧洲人的精神萎靡之“精神”,就是指的这一对存在意义选择的决断精神。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对人们思维的制约,人们把这一选择权和决断权不自觉地交给了外在的他物(如科学),形成了主体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