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此在在世中”（即此在在世界中存在）。而世界既有本真的世界，又有非本真的世界，如一张纸的两面，所以，此在的存在（即人的生命存在）是贯穿于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的一个整体存在。就是说，在非本真存在中，此在也关切着本真存在（向死亡的存在），虽然这种关切受到压制。而在本真存在中，此在也同样关切着非本真的存在（向世界的存在）。海氏把人的这种整体存在称之为“忧”（Wovor）。
　　为何称之为“忧”呢？此在到底忧什么呢？忧“人生几何”？从根本上说，“忧”不忧别的，就忧“死亡”，忧人生的本真价值与意义。海氏称之为“忧神”。而沉沦在世的“众人”，则是对关联着的外在的实在之物的焦虑与渴望，如声、名、货、利……是为“忧烦”。这一点与叔本华和康德对人生的理解是一致的。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总体基调是痛苦的，只有靠美感的刺激与暂时的麻木来使人心获得平衡与和谐。而康德则干脆认为人生是由痛苦的经线和纬线编织成的地毯，只有不死的精神与绝对的自由意志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至善的人生境界。海氏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辨析出了忧的本真的与非本真的来源及其时间性的存在状态。
　　既然人的生存的整体状况是忧，那么何以解忧呢？忧烦是指在有意义的沉沦世界里展开存在，那么沉沦在世可以解忧，声色犬马与功名货利都是众人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也是他们心灵的归宿。而忧神是指忧“死”，忧走向死亡的本真存在。如何解此根本之忧呢？曹操有诗云：“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常人醉心于功名利禄可以解忧，而曹操有着盖世功名亦无以解忧，已可见其对生死进退与人生境界领会之深刻。但他也没有找到解忧之法，以酒醉心只不过是其无奈之言罢了（注：黄裕生：《时间与永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对此根本的解忧之法，海德格尔同样没有找到答案。我们知道，海氏在30和40年代经历了一次思想的裂变。他曾与中国台湾学者肖师毅试译过《道德经》，经日本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禅宗学说，企图借东方智慧之光，跳出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套路，另辟新“道”，但没有找到答案。他后来又皈依神学，所获得的依然是一片困惑。他虽然没有找到追回本真的解忧之道，但他的思想探索却成了颠覆、解构传统的先锋。
　　而且，海德格尔对传统思维中辩证逻辑中所蕴含的弊端似乎极少觉察与反思，相反，他在论述无的世界与有的世界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时恰恰运用的是辩证逻辑。可见要跳出旧有的思维逻辑的羁绊去寻找一条新的思路不是仅凭思想的勇气所能做到的，要彻底清除人类思维本身所带来的盲点仍需睿智之士的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