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说了如是之世界，说了人们达到对世界如是把握的修习方法，此修习方法非一日之功。此法也不具有普遍规定性，而是告诉人们一种达到对世界、对生命如实把握的途径。从而寻回充满业力的自我，重新获得法体清净的本然自由自主的存在。这条途径并不是规定好的标准法规，它又是非常个体性、具体性的行为。所以它又什么也没说，只是人们从中受到启发，透发人之自觉、自主的认识，由自己修习、证悟的实际功夫达到对世界、人自身生命的内在把握。

　　 宋朝大禅师大慧宗杲门下，有一个名叫道谦的法师，参禅多年，也没悟得禅的奥秘。当他的师父派他出远门办事时，他感到失望，他认为半年的远行，对他参禅无益。他的同行法师宗元同情他，愿意在路上帮助他，使他继续参禅悟道。于是他们同行而去。

　　 一天晚上，道谦带着失望的神情要求宗元帮他解决生命的奥秘。

　　 宗元对他说：“我能帮你的事尽量帮你，但有三件事我是无法帮助你的。这三件事必须你自己做。”

　　 道谦问是哪三件事。

　　 宗元说：“当作肚俄口渴时，我不能帮你吃，你必须自己饮食。当你想大小便时，你必须自己去；最后，除了你自己之外，谁也不能驼着你的身子在路上走。”

　　 这一番话使道谦豁然开悟。

　　 西方人文哲学说及思维特点

　　 西方人文哲学从整体上来看，是由两条线索发展的，首先它是二元性的，探求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西方人就非常关注人怎样在巨大无比的自然界寻求一条无限的发展道路，这其中包含了人无比的自大性，意欲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包容自然的博大胸怀，引发了一系列哲学理论体系和学说。这里的哲学都是二元对立的思考形式。

　　 黑格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他以绝对理念为基本概念建立起他的学说体系，从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中试图寻找一条发展、融合真理的方法。主体和客体对立，又最终为统一于绝对理念。其一在说明真理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实现的；其二说的真理是一个从低到高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他自己营造的十分庞大的体系，虽有主观调和之嫌，但其中充满了西方式的智慧。在他博大的体系中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超越性。理性成了具有非常意义的概念。它包容了一切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

　　 在黑格尔一个个概念的发展中，每一个较高的的概念都比它前面的概念内容更丰富、更具体、更复杂，绝对理念则是最丰富、最复杂的概念。这里在他富有独创性的辩证思维形式下完成了其内在理性的一个一个的超越，在西方的哲人中，黑格尔用体系结构的形式把其对思想、真理的探索发展到了十分精细博大的地步。

　　 其次，另一条思路是以苏格拉底为基础的人学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一句格言是：“人应知道他是无知的”。撇开征服自然，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的自我认知和命运。由此引发了西方哲学的人学学说。康德是西方最具时代意义的哲人，他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有了他，才有了黑格尔。从另一个角度，他的体系建立在人类自身追求真善美的基础之上。三批判书的宗旨最终可用最切实的语言表达。即人类的理性可否达到对彼岸（客体）的认知？人类应道德自律但仍需要上帝的帮助；审美性活动可以弥补人类理性之局限和人在道德中的压抑性以及无所适从性，从而使人类的自由精神得以实现。在康德的学说中，自然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人怎样不断地认识自身、超越自身走向更真、更高、更美的境界。但他仍是西方二元式的思维方式，人与自然形成对立的二面。人类认识自然，经感性、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而对理性，康德开始怀疑，并且是深刻的质疑。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达到对彼岸世界的认识。彼岸世界也即客体本身与此岸世界终归有不可言说其究竟、不可认识其本质的距离。虽然，很长时间康德都被后人用怀疑论者称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怀疑论的现代意义。理性是有局限的，除此之外，人的认识是否有其它的途径和方法。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学说是细致的，充满智慧的分析探究，同时也是有缺口。可从此缺口进一步探究人类认识诸形式：感性、知性、理性之外的其它形式，比如说悟性。

　　 以上二条线索稍有差异，但终归说明，哲学的探索从本质意义上都是为了使人类在终极关怀问题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人与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上，从各个层面、角度达到更智慧、更自觉、自主，从而使人类走向更加成熟、自由美好。

　　 概括地看来，西方哲学从理性层面已发展到了较高阶段。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再到近代哲学（英国的经验哲学、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它似乎象一个智者的成长过程，经历了开启、发展、完善，这其中充满了智者的思维训练和勇敢的思想探索。不断地提出问题，又在各自的体系、思想中智慧地解答，使人类的理性得以最充分的发展。但理性发展到极致必然引来对它的反动。这就是以反理性为特点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流派放在与东方佛教禅的比照之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上帝不存在了”。这是尼采意志哲学面对西方基督教一统天下所发出的内心痛苦的呼喊，尽管带有非理性的色彩，但它确实是那个时代最有力、最具意义的呼声。人在创欲、权力意志驱使下走入世界，世界由意志支配，意志的自主性在他那里得以最充分、最偏执的解说。尼采认为上帝高高在上，并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而人类历史并非上帝意志使然，他重新思考人类被上帝压抑了几千年的历史，重新估评人的自身价值，使人类又坚定地、自以为是地站在大地上。

　　 据说佛陀出世，环绕四周，行七步，立在地上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宣布了佛陀的自主的意志和独立性。

　　 在崇尚个体意志自主性上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个体的自主性富有了共同的意义。人不是神，任何权威在这里都毫无主宰意义。一个是人，一个是佛。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是自主性的存在，一个是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修炼的结果。

　　 存在主义哲学是在西方国家面对二战后的困境和人类自身无法摆脱的孤独、绝望之境所寻求的带有主观意味的抗争哲学。“上帝不存在了”，那“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人成了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人正是在这种自由的选择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是这种自由的选择性往往与客观的世界发生冲突，这种抗争变成了西里西斯推石上山式的带有十分悲剧性的积极活动，人的内心世界总是在孤苦无奈中奋争，从而获得一种外在的超越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实际上仍是解脱中的痛苦，仍然是绝望，处于二元对立矛盾的无奈之中。而禅把人和外在自然世界建立在原本统一的认识上，世界如如，人心如如，人正是在与外在世界的圆融统一中获得一种安然祥和的存在，尽管最终归于一或空，但这里灵空感不是存在的虚无，无意义，而是实在不二的，一体的，具有了实在肯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