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三昧”是中国禅思想中一个重要而又不易厘清的概念；特别是它与佛教戒律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禅的自由观念以及所谓狂禅概念的判释。这一问题在汉语禅学思想的研究中虽略有所涉，但问题远远没有说清。关于“游戏”，席勒说过：“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席勒，第450页）可见，“游戏”不仅是一种嬉戏的活动，它与某种严肃的东西有着本质的关联。禅宗的游戏具有一般游戏意味的特性，而又不能完全从同构型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必须充分关注到禅宗特有的文化脉络和其游戏活动的异质性面向。游戏，通常是中国禅师们用于表示他们乐道和悟后禅悦、自在的一种方式。这种看似教行不拘的作风，背后却蕴含了深秘的意味。
　　 　　一、禅宗“游戏三昧”观念的提出和思想分析
　　 从源流上看，中国禅的“游戏”可能与印度佛教原始法流中的“乐道”观念相关。柳田圣山曾批评西方学者以强烈的伦理性和逻辑性来读解原始佛教的偏向，指出原始佛教的实践，本是“乐道生活”的冥想与精神的统一，并认为中国禅僧只视思想和哲学为游戏的做法，也间接地缘于此。（柳田圣山，第15页）在印度传统中，存在着各种可称之为“游戏”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从梵文语言学的解析中，索隐出梵文中游戏概念的多重涵义。（胡伊青加，第38-39页）我们从早期汉译论典和注经传统中，也发现了有关游戏概念的各种说明。如从《大智度论》卷七中说的“戏名自在”到《维摩诘经》中提到的“游戏神通”，都具有了“自娱”和“因戏止戏”的意思。（《注维摩诘所说经》，第29、94页）应该说，只有到了中国禅，特别是慧能及其所影响下的南中国禅的运动中，游戏才取得了更为充分的展开。中国禅师们更乐意用“游戏三昧”的说法来表示他们觉解的意境。如宗宝本《坛经》“顿渐品第八”就说到“游戏三昧，是名见性”；《传灯录》卷八谓南泉禅师“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而慧洪的《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八中，也说杨歧禅师“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如此类似的说法，在中国禅宗的文献中还相当多，我们无法详细列举。
　　 从表面上看，中国禅的“游戏三昧”颇有些不自拘于小节，未始藏其狂言，甚至有慢教慢戒的粗暴作风。如《无门关》中说，参破祖师关，得大自在后，就可以“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这种禅风中所蕴藏的玄机，并不能从简单的放任行为中去作解释。与其说它是荒诞不经和玩世不恭，毋宁说是旨在拆解传统形成的程序化或公式化了的系统法则，回到自性的悟解上面来。因此，在这类乍看不拘教行的放狂自得中，存在着“作为解脱而被感受到的”（伽达默尔，第134页）另一种秩序，一种“难以干犯的真理的系统表示”，“一种活跃的精神，亦即毫无痕迹的绝对肯定的精神”（铃木大拙，第46页）。也就是说，“游戏三昧”的背后存在着可能是要严肃得多的精神规则。Bernard Faure对禅风中的“疯狂”(madness)进行了深刻的考察，他认为禅者的“疯狂”并不只是一种方便，而是有了本体论的根源。就是说，它被看作佛性的自发性表达和对于“虚假”（佯）的反叛。(Faure,P.115-116、123)
　　 我们习惯于把游戏与严肃理解为绝对对立，荷兰学者胡伊青加说，这种理解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他举例说，柏拉图把游戏与圣礼等同，这并未因此而玷污了后者，相反，这一方式把游戏概念提升到最高的精神领域。“在游戏中，我们可以活动在严肃的水平之下”，“活动在美与神圣的领域中”（胡伊青加，第22-24页）。伽达默尔也认为，游戏活动本身存在一种独特的、甚而是“神圣的严肃”。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他正在从事的游戏活动本身，使得游戏完全成为“只是一种游戏”，而不为其他的活动和目的所扰乱，这才是“在游戏时的严肃”（伽达默尔，第131页）。当禅师们要求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中，都保持高度入神而又极为单纯的意识状态，把活动只是当作一种活动本身，而不含有别的目的或对象那样去对待时，他就存在于“游戏三昧”之中了。《五灯会元》中所记的大珠慧海与源律师的一段对机，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中国禅的“游戏三昧”直承了传统佛教中“乐道”和“游戏神通”的法流，而毕竟表示了不同的意趣。但这一点还没有为学者们所注意，我们姑且从两个方面略加辨析。
　　 1.“乐道”在印度禅的传统中，主要指乐于禅的静谧与法喜之中，它是由专一于禅定而带来的寂灭之乐。
　　 这类寂静的乐道主题，可能源于印度佛教中“心性本寂”的观念。性寂的观念，照吕澂先生的解释，是重在“离染转依”，就所知因性染位而言，深究于“离染去妄之功行”（吕澂，1984年）。即是说，寂灭之乐，旨在远离一切意识和生活世界，把法的欢娱与日常的行事隔绝开来。中国禅者所说的“游戏三昧”，则唯恐把修道与生活分成两片，而恰恰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来加以表现。在西方传统中，“游戏”与“工作”的概念是严格分割而无法兼容的两部分（朱光潜，第383页），但是禅不主张分解生活与工作，它力图把印度佛教中“否定世界”(world-denying)的倾向转到“肯定世界”(world-affirming)的面向上。这是一种本真的“游戏三昧”，它如慧能所说“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它不是“除妄不起心”的“看心看净”和“言坐不动”，而是要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事中去体会“道须通流”的意境。（《坛经》）
　　 在生活中“随处任真”、“守分随时”，即随缘而不离禅的意趣，从存在论的基础上说，必须承诺“性在作用”、“遍周沙界”这一前提。只有承认道的遍在通流，才有可能说当下圆明，“借事明心，附物显理”（《五灯会元》卷四）。即肯定道的流衍畅达以及道与一切生命空间的通融无碍，才能为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法则之内去优游于禅悦、任运自在和通透忘机提供开展的余地。据说，早在达摩的弟子波罗提与国王论法时，就提出“性在作用”、“遍现俱该沙界”的思想。（《景德传灯录》卷三）无论这一传说是否属实，而由“性在作用”开启的，于平常活泼的行事中去直指心要，却在南中国禅的运动中显示出来。如黄檗门下讲“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古尊宿语录》卷三），临济说“心法无形，贯通十方，目前现用”（同上，卷四）等，都是要彻底消解乐道与生活世界的横隔。于是，禅的愉悦就不只在宁静的冥想中去体认，而“举措施为，不亏实相”的一举一动，甚至放喝棒打、指手划脚、呵祖骂佛，都无不是在善说法要，指示学人“即今日前孤明历历”地迥独根尘，透脱罗笼。照禅师们的意见，游戏并非特指某种有规则的活动，而是我们对于这种活动所禀持的一种态度和看法。就是说，只要心无所住，不在意识中作活计，专注于高度的内在面向上的自觉和深秘经验，就无处不生活在禅的三昧与喜悦之中。吕澂先生在谈到禅宗“保任功夫”时，有深刻的观察。他认为禅家一门深入而透彻全体，并不是动辄凝滞，由此便有了“直心”，“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这说明禅生活原是严肃、谨慎，并无放任的意思。于心地自肯之后，还要逐事去体验以净尽习气。（吕澂，1979年，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