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宗密对禅宗南北、顿渐之争的调和，其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主张教有顿渐，人的根机有上中下之别；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不变的，而弘法的手段是随缘而变化的；顿悟离不开渐修，渐修才能达到顿悟；“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利”（注：《禅源诸诠集集都序》卷二之下，《大正藏》卷四八，412c。）；必须存其法，去其偏颇，以人就法，而不是以法就人。这些对于正确处理佛教（含禅宗）各派的争端，更全面地把握佛法的真谛，更好地接引不同根机的众生，使之走上解脱之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佛教至今并没有衰亡，仍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的话，那么，其中也就有宗密会通佛教各宗，扬长避短，发挥其综合优势的一分功劳。裴休《禅源诸诠集都序叙》说：“圭师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噎尽除；顺佛心而横亘大悲，穷劫蒙益”，称赞他不愧为“会教之人”，“毕一代时教之能事”（注：《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大正藏》卷五一，306c～307a。），充分肯定宗密会通佛教各宗，调和佛教各宗，调和禅宗南北之争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今天看来，也是至当不移的。

　　 　　四、从现代禅学—大公案谈禅宗复兴之路

　　 所谓禅宗真髓，是源于初祖达摩四大弟子各显禅功而分别领得达摩禅的皮肉骨髓的传说。胡适与铃木大拙因对早期禅宗史研究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学术性的友谊，也因涉及禅宗真髓问题而展开论战，双方至死格格不入。铃木痛斥胡适以纯历史方法的考证当作禅宗的骨髓。铃木承认胡适对顿悟禅的历史考证，发掘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巨大贡献与应有地位，但胡适把顿悟禅联贯到外在历史问题，这与禅宗本身的内在思想没有关联。胡适根本体会不出般若的境界，全然抹煞了禅宗的超越时空的特点。历史学家的胡适，只会在禅的外围打转，却从来没法了解禅者顿悟解脱的内在生命世界。胡适则深责铃木一派禅学者固执传统禅宗史观，只凭宗教虔诚而不借助理智与历史方法，摆脱不了主观先入之见，而对禅学的解释也终归于失败。胡适认为，如想获取禅宗真谛的正确解释，则合理化的思想与历史的方法必须取代铃木那种反理性、反逻辑而又反历史的禅学观点。
　　 禅是在人类历史中发展的，当然可以运用历史和考据的方法去研究。但是就禅的本身，就禅的内在实质而言，则确如铃木所说，单用历史和考据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其内在生命世界的。我想从二人争执的这段公案中，提出禅宗的真髓究竟是什么？这是禅宗根本性的问题。
　　 开悟的证量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禅的真髓是什么。“你说你开悟，他说他开悟”，开悟是不是有一客观标准？古德修禅，没有不讲证量的，没有不讲印证的。现在悟道大德不多，真参实修者少，善知识难求，又有谁来证明你开悟未开悟呢？古德言禅，未过来的人，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就是不开口也错，不动念也乖。妙高峰上，不许有半点葛藤，哪里还允许有一个什么客观标准呢？但是，方便为究竟，当今之机，为恢复南北渐顿圆满之禅教，为矫治狂禅之弊，也为参学之人入禅之便利，我斗胆提出一个证量标准。
　　 从哲学的认识论上来说，我以为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属于感性认识，第六意识属于理性认识，第六意识之根即第七意识属于悟性认识，第八识种子识属于本性或自性认识。八识之中第七末那识常执第八识的相分以为自内我，这就是俱生我执，正由于第七识常恒常审，抓住“自我”不放，以致人们从呱呱堕地起一直到呼吸道断一命呜呼再受后有，它总是执著不停。第八识提供的一切种子、信息、原材料、原动力，通过第七末那识即意根时，它的导向总是我执，以致第六识乃至前五识，也就跟着意根的导向指示，无不生起我执。这就是最顽固的根本无明，是人的一切烦恼的根本。所谓开悟，就是要把第七识意根的导向，由我执转变到“无我”这个方面来，也就是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真正无分别心，真正没有我执，那就是真正开悟了。学佛先要做人，修禅就要实证，不能无我为人，就根本无法入禅之门。
　　 对于禅宗历史上的顿渐之争，我们赞同宗密所持的观点，即坚持修与悟、定与慧、知与行的统一；只有渐修，才能顿悟，顿悟不离渐修。南宗虽高于北宗，但北宗法门不可丢，不能只弘南宗，没有北宗，不能只有惠能，没有神秀，而应该南北圆融，渐顿一体。我们之所以今天重提禅宗历史上这段公案，无非是借古鉴今，也可以借以解决胡适、铃木之争的这段现代公案，以期对于今日中国禅宗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有所启发。我们认为，从佛学（包括在禅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大体上有宗教修行的研究、纯粹哲理式的研究、考据学的研究、白描式的研究等等。胡适先生的研究显然是采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铃木大拙的研究是介乎前二种方法之间（兼及修行式与纯粹哲学式）的。胡适对佛教据说没有什么信仰，也谈不上修持和证悟。他反对铃木对禅的神秘主义的说法，主张禅理可由理性认识来把握。而铃木博士则不仅重视考据学，而且擅长于禅法，对禅有亲证，同时富于哲学的思辩。他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一直关注着禅学的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但二人研究方法和成就各不相同。应该说，胡适对于《坛经》及慧能、神会的研究是卓越的（尽管其中有些结论不为多数人所接受）；而铃木对禅宗思辩精神实质的把握以及在向西方传播禅学方面，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赢得更多的赞誉，以至于今天人们谈论禅学，似乎有非铃木莫属之感。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近代日本学者在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学研究以及让禅回到生活，向西方推介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同时，禅的种子在印度，根和花茎都在中国，唐宋以来，它在东邻的高丽、扶桑得以传播，本世纪以来，更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但它祖祖相传的血脉，明心见性之真精神则仍然在中国。
　　 中国禅宗历史来有如来禅、祖师禅，有世间禅、出世间禅的修证；在现今，既有临济、曹洞等传统禅法的弘传，又有“生活禅”、“安祥禅”、“现代禅”之创举，不断为适应人的不同机缘而开创新机。当今的中国禅宗虽然历经风雨沧桑，又与净土、华严诸宗融合会通，已非盛唐慧能祖师时代所比，但在最近十几年，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促进，由于西方国家日益认识禅之价值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禅宗祖庭正有一番复兴的景象。借古鉴今，今日中国禅宗的复兴之路在哪里？我以为就在圆融南北、圆融能秀，不但禅宗要走圆融之路，就是整个佛教，也要走圆融之路。具体而言，发展禅宗必须从修持、实践和证悟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