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人心”四字，大概是九世纪初的禅宗，为了使原来佛教的“见性成佛”观点更加具体化而加上去的。同样，与这两句相连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二句，也是后来加上去的。“不立文字”四字，隋代的吉藏已使用；“教外别传”四字似乎是唐末五代时加上去的。更严格地说，在“教外别传”通用之前，与“不立文字”并用的是“以心传心”，“以心传心”的内容要比“教外别传”早得多。关于“以心传心”的文献和史实问题，详见我的《初期禅宗史书研究》。

?  马祖门下的主张

“直指人心”四字是马祖门下兴盛时，作为这一派的主张而提出来的。但是，要说“心”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当把“直指人心”看作是更具体地表示“见性成佛”的意味或方法时，涉及到“心”和“性”的关系。《涅槃经集解》说，性即是佛。其背后的原因是，“佛性”是常，“心”是无常，没有无常之心，方见常之佛性。在这里，心和性被清楚地区别开来。

按传统的正统佛教解释，即使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也不是现实的一切众生直接是佛，一切众生本质上具有佛性。但众生的妄心不是佛，只有当见到心中的本质(佛性)时，才开始成佛。例如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说明“显示真心即性教”的华严意时说：

直指自心即是真性，不约事相而示，亦不约心相而示，故云即性。不是方便隐密之意，故云显示也。

?  平常心是道

然而到马祖以后，对“悉有佛性”提出了新的看法。马祖说：“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是心是佛”，这大概是由于不满意于正统佛教的佛性论而提出来的。至少在马祖看，直指人心可以见性成佛，如离开了直指人心，就不能看成真正的佛性论。当然，在现存的马祖语录里看不到这样的说明，但在马祖弟子们的语录里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宗密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明洪州宗的主张时说：

洪州意者，起心动念，弹指动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作用，更无别用。全体贪嗔痴，造善造恶，受乐受苦，此皆是佛性。

宗密的这一说明是否真正表达了洪州的本意，还是个问题；但马祖的主张在于直指人心，把现实的具体的心全部都作为佛性，这大概是勿容置疑的。

此外，临济引用西天摩拏罗尊者有名的偈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这也是对直指人心的表白。实际上，在《临济录》里几乎看不到“佛性”、“成佛”之语，偶被引用时，也完全和“不昧道眼”的情况一样，不过是为了强调不昧本来的佛性而已。

?  黄檗的情况

为了有助于考察上面的问题，这里再从黄檗的《传心法要》中摘引一段关于“即心是佛”的问答：

问：从上皆云即心是佛，未审那个心是佛?师云：你有几个心?云：为复即几心是佛，即圣心是佛?师云：何处有凡圣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和尚何得言无?师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圣心是妄，你今不解，反执为有，将空作实，岂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圣境，心外更别无佛。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汝今不识。执凡执圣，向外驰骋，还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堕异趣，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成等正觉。

黄檗所说的“即心是佛”，是说一切人全体原本直接是佛，若于其间起一念分别，即堕地狱。所谓一念分别，是分别凡夫与圣者，区分佛与非佛。那么，性是常、心是无常的分别，在这里也在排斥之列。黄檗在其它地方说，区分凡圣是三乘之说，不是佛乘，祖师不传。这是马祖以后禅的独自特色。

黄檗所说的“心”，可以说是包含了凡圣及五十二阶位的“全体”之心，凡圣及五十二阶位只是心的衣。“全体”一词是马祖一系的人经常使用的。“当体”、“全体”不是中国语中原有的，是特殊的俗语。所谓“即心是佛”，不是舍凡存圣、灭贪嗔存佛性之心，而是说舍凡圣之情，一切凡圣的全体都是佛。

?   即心是佛

在黄檗、马祖之前，“即心是佛”已是南宗禅经常讨论的一个课题，但在内容上与马祖以后的内容完全不同。如神会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说：

知识，自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何以故?喻如此处各各思量家中宅住、衣物、卧具及一切等物，具知有，更不生疑。此名为知，不名为见。若行到宅中，具知上说之物，即名为见，不名无知。今所觉者，具依他说。知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但不作意，心无有起，是真无念。毕竟不离知。知不离见。一切众生，本来无相。今言相者，并是妄心。心若无相，即是佛心。若作心不起是识定。亦名法见，心自性定。马鸣云：若有众生观无念者，则为佛智。故今所说般若波罗密，从生灭门，顿入真如门，更无前照后照、远看近看。都无此心。乃至七地以前菩萨，都总蓦过，唯指佛心，即心是佛。(胡适校《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集》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