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作用

洪州宗的随缘应用的本质，与其说是欠缺自性本用，倒不如说是全体作用而不留踪迹。关于全体作用，临济义玄说：

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大德，到这里，学人著力处不通风，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离目前。大德，你担钵囊屎担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与么驰求底，你还识渠么?活泼泼地，祗是勿根株，拥不聚、拔不散，求著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灵音属耳。若人不信，徒劳百年。

　　  黄檗的“心法”，至临济而成为“人”，即展现在临济面前的具体的人，这是活泼泼地主体的全体。这不是宗密所说的欠缺自性本用的随缘应用，而是自性全体的直接作用，同时是无根株之灵性的显现。所以说，临济的全体作用是在华严的性起思想上前进的。

临济的佛教

临济佛教的主体，是生活于当时现实中的人。这是唐末河北这一特殊历史狭缝中、自由的空间里，显露出来的人的真实本性。这里有既是异常的、非常的，然而又是永恒的、不失日常具体性的见识。但是，临济这种人的具体活动真实性的见识，在后来的临济禅里就很难看到了，而是被抽象化、定型化了。宋代的临济禅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士大夫的修养之道，就必须对临济的人的佛教本质进行修正。更糟糕的是，唐代禅具有的深入的人的直观和反省工夫，也完全被宋学窃取；而禅则退缩于悟和坐禅这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经验主义之中了。

临济宗的立场

宋代的临济禅，如黄龙派觉范慧洪写的《临济宗旨》、杨歧派圆悟写给弟子大慧的《临济正宗记》、大慧下的《人天眼目》等等，虽然也强调棒喝等大机大用，但却使临济义玄那种人的具体历史性抽象化、理想化了。这当然是宋代历史的必然产物。宋代佛教事实上已向哲学化体系探究，从法眼的《宗门十规论》以及延寿的《宗镜录》中，大体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性变化的端绪。因此，宋代的临济禅已不是唐末临济本人的禅，尽管宋代临济禅里确有临济义玄禅的因素。例如现在见到的临济传记、语录汇编、都是宋代的作品，其资料已经过了修正。如果撇开资料问题，那么一般地说，后者作为士大夫的宗教，更多地带有儒学(宋学)的性格；与此相反，临济本人的禅却是老庄式的、反儒教的。可以说，在临济那里，作为来自对全体人直观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或批判传统的野性。

临济和庄子

众所周知，前田利镰氏的《临济·庄子》(后改名为《宗教的人间》)，通过对临济与庄子、尼采的对比，说明了临济反传统的本质。的确，临济类似老子和庄子，具有打破儒家名教，作绝对自由人的魅力。庄子的至人，是临济的真人。虽然在佛教中真人作为罗汉的译语使用，但临济的真人似乎更接近庄子的至人。从《道教义枢》中可知，唐代道教有成为真人的五阶段之说。所谓无位，大概是生来就是真人的意思吧。但更重要的是，临济和庄子或道教的联系，不仅在于用语相似，而在于两者在思想史上有共通性。

原来，老庄思想是作为对儒家名教进行批判的历史产物出现的，没有孔子的儒教传统，老庄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意义。同样，禅宗是作为对印度传来的正统佛教的反题出现的。禅宗所谓“教外别传”的标帜，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然而，在禅宗中最具有批判传统性格的，还是马祖以后的人们，特别是临济义玄。因此，在临济思想中有类似庄子的地方，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里应指出的是，庄子常常以反喻的形式来表达理想中的自由人，而临济则不同。例如，庄子思想中典型的自由人常常是受过刑罚的非健全的人，他们以非健康讥笑健康人不健康。临济则不主张非健康的健康和不自由的自由，而是在印度佛教健康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佛教的人间观。

正统和异端

总之，如果没有孔子的儒教，也就不会有庄子的主张；如果没有传统的佛教，禅宗也就失去了历史意义。如前所述，通过与宗密佛教的对比，最能把握临济禅的本质。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是禅的正统思想体系，而临济禅是与之对立的异端。从思想整体上看，二者的思想走向和性格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

然而，在临济禅形成的宋代，临济禅由异端变成了中国佛教的正统，可以说是在野党转为参与党、攻与守交换了位置，因而其内容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

《临济录》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