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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佛教思想，主要是禁锢人们的头脑，要人们安于现状，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要起来反抗。但是，也应该看到，有某些宗派，能够无视神圣的佛教经典，敢于藐视佛家的权威，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种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做法，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催化剂。如天台宗的湛然，不受佛教经典的约束，提出了“草木瓦石也有佛性”的“无情有性”说，在佛性方面一下子摧垮了佛教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在佛教内部出现了一种泛神论思想的萌芽。又如禅宗主张不要念经，不要累世修行；宣称人人都有佛性，佛性就在人的本性之中。它用“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的说法，来消除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后期禅宗还讲到佛无一法与人，佛法不过是“吃饭、着衣、屙屎、送尿”，“佛见犹如厕孔”，因此提出“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处，皆是道场”。有的禅师公然“呵佛骂祖”，甚至要“劈佛”烤火，“烹佛”、“烹祖”。这种连佛、法都一概否定、一概骂倒的做法，在佛教中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在世界观上，无疑已发展到自然神论和泛神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ZW(〗《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ZW)〗恩格斯还说：“泛神论本身只是自由的、人的世界观的前阶。”〖ZW(〗《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ZW)〗佛教思想中出现的这种自然神化和泛神论思想，打破了权威的信仰，体现了叛逆的精神，应该说是佛教思想体系中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第四，在佛教思想体系中，还有一种反对“上帝创世说”的理论，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的原始佛教，是不尊奉人格神，不主张崇拜偶像的。他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十二缘起”等学说，用来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统治和梵天创世说，对“上帝”和“神”创造世界万物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理论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常住不动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不是什么“上帝”或“神”创造的。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虚伪的说教，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原始佛教中有反对“上帝创世说”的理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在当时也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盛行在我国唐代的唯识宗，谨守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也是不主张尊奉人格神和崇拜偶像的。它以“万法唯心”、“万法唯识”作为教旨，用精致的思辨方法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它否定除心识而外的一切事物，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人们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所变现。它教人依靠“自心”而不依靠鬼神。我认为从这种精致的佛教思想体系中所透露出来的反对“上帝创世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因素。

　　佛教思想在历史上是否只起反动的作用

　　佛教思想，除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思想工具，对人民起欺骗和麻醉作用外，是否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它积极作用的一面，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有人认为，佛教思想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历史上只能起反动的作用。我认为这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承认，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对社会作用有进步意义的一面。

　　第一，佛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表现为对人们的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具有反对统治阶级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在印度曾反映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激烈地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婆罗门的统治，主张平等博爱。这种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思想，在佛经里有不少记载：“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ZW(〗《佛说长阿含经》卷六，第二分初，《小缘经》第一。〖ZW)〗这是说，所有种姓，在佛门中都是一律平等对待的。在《摩登伽经?明往缘品》里，还讲到婆罗门和首陀罗种姓没有差别，他们都是从母胎里生出来，不应有高贵、下贱之分。同时还揭露了婆罗门欺诈勒索、杀害众生的罪行，指出人都是应该平等的。另外，据现有的佛教史料看，释迦牟尼当时建立的僧团组织内部，也的确实行过一种平等的制度。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僧人之间，不管他们出身有多么不同，都享有同样的平等和民主。尽管这种平等思想，其作用仅仅限于佛教僧团内部，但却明显地含有反对婆罗门教神权统治的意义。中国佛教的某些宗派，也有宣扬平等思想的。如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就宣扬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坛经》里记载着他在初见五祖弘忍时的一段对话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FJF〗?NE025?〖FJJ〗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种说法，也明显地具有反对僧侣大地主封建宗教特权的意义。

　　有人认为原始佛教之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统治，不过是一种宗教反对另一种宗教，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有人还认为佛教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虽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反映出一些同情被压迫者和批评压迫者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的。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第二，佛教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曾为进步阶级所利用来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武器。在我国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就有不少佛教派别利用佛教思想作武器，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武装起义，直接影响到农民运动的发展。例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沙门法庆举行的大乘教起义，打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旗号，鼓励起义军奋勇杀敌，同统治者进行斗争。又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也是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反抗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可能有人认为，这些不过是一种佛教异端，算不得真正的佛教。但我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打着佛教的旗号，只不过将佛教教义加以改造，注进了符合革命要求的内容而已。到了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利用佛教思想作武器去激励人们搞变法运动。就连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曾用佛教思想作武器以推进革命。他以佛教大乘戒律中说的“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作为号召，要求人们“照佛教说，逐满复汉”，以鼓励和激励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这都说明，佛教思想在我国确实曾被进步阶级利用来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和组织群众的纽带的。诚然，历史上尚未发现过利用佛教思想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例子，但每一次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曾给统治者们以一定的打击，我认为这也就是佛教思想积极作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