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佛教亦不例外。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有贫富现象，有压迫和剥削，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有佛教存在的条件。人间的苦难越多，向佛教中求解脱的信徒也会更多。在隋唐时期，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痛苦。特别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次的农民起义遭到失败，广大人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想要摆脱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就想到佛教中去求取精神安慰。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ZW(〗《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页。〖ZW)〗列宁也对此作了阐明，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ZW(〗《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ZW)〗佛教在中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盛行起来的。每当农民起义失败，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就会很自然地到佛教中去寻求安慰，从而使佛教得到了更多的信徒。

　　另外，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出现过个别统治者采用行政手段打击佛教的事件。如唐武宗灭佛，佛教称之为“会昌法难”。据《唐会要》记载，这次灭佛，共废毁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的庙宇4万多处，勒令僧尼还俗26万多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这对佛教来说，确实是一次重大打击。但是佛教并未真正衰亡，在当时统治者的压力下，僧尼虽然被迫还俗，但信仰佛教的思想并未真正解决，人民群众仍然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面，只不过把信仰的思想暂时掩盖起来罢了。所以一年多后，当宣宗一下敕恢复佛教，佛教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禅宗，在此后还有更大的发展。

　　又如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破坏宗教政策，迫害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佛寺基本上全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能说我国佛教已消灭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一些佛教信徒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将信仰活动转入地下而已。

　　总之，把佛教的盛衰完全归之于统治阶级是否扶植和利用，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佛教的兴起和盛行，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企图寻找一种摆脱苦难的途径所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过是在佛教盛行过程中，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佛教思想是否只能批判不能继承

　　佛教思想有没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佛教思想因为是荒谬的、反科学的，它毒害人们的思想，所以只能对它加以彻底批判。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我认为佛教思想既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也有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批判与继承，本来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两者不可缺一。我们常说“破中有立，立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批判什么?继承什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哲学意义上讲，所谓糟粕，应该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谓精华，应该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常常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带有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又往往包含着辩证法因素，因而批判断承，就是要在批判形而上学中继承唯物主义，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继承辩证法思想。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应该说也适用于佛教思想的研究。遗憾的是有些人一提起佛教，只看到它是一种唯心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只能批判，不能继承。所以，有一些研究佛教的著作和文章，常常使用一些大批判的词句，研究佛教思想变成了单纯的批判佛教思想。虽然有些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佛教某些宗派的思想体系中，含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最后又总是把它说成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例如，有的著作承认在华严宗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含有辩证法因素，但却认为“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归根到底是对立的，华严宗的哲学思想里，即使有些辩证法思想，在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下，只能把那一点点辩证法因素引导走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还有的著作在谈到禅宗的主要经典《坛经》时，承认慧能提出的36对逻辑范畴，“能够看到事物的对立”，多少还有一些辩证法因素。可是接着又说，“不过，慧能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终究要破坏辩证法的。所以对于慧能说来，任何辩证法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真正保持的。在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他的‘36对’范畴，都不过是一些相对主义的东西而已”。对于佛教思想中反映出来的一种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思想，在一些著作里也承认曾被后来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吸收和利用，为一些进步思想家改造成为抗拒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总认为“它毕竟没有和宗教神学，特别是宗教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因而不是最有效的反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对于唯识宗的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有的著作认为仅仅是“经过批判，来总结过去唯心主义如何向唯物主义进攻的经验教训，找出它的规律。并揭示它如何千方百计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所做的徒劳无益的努力”。

　　 从这些著作中透露出来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说，在佛教思想体系里，虽然也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却是不能批判地继承的。总之，在佛教研究的领域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只讲批判不敢继承的倾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佛教思想，也不能使佛教研究工作在马列主义原则指导下继续前进。列宁曾经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ZW(〗《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ZW)〗列宁在这里把辩证的唯心主义称为聪明的唯心主义，就是肯定唯心主义体系的辩证法思想。我认为佛教思想，如果撇开其宗教迷信部分，在它的思想体系里，确实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佛教思想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对我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又十分巨大。对于这一部分思想遗产，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把它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去研究佛教，还它的本来面目。具体地说，就是在佛学思想的体系中，有多少唯心主义的糟粕就剔除多少，有多少辩证法因素就继承多少；有多少反动作用就批判多少，有多少进步意义就吸取多少。既不搞信仰主义的全部肯定，也不搞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既批判它落后的、反动的一面，即宗教迷信的糟粕，又吸取其合理的因素和有进步意义的一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佛教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