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有些进步阶级正是利用了佛教思想去进行革命斗争，才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由此得出结论是佛教思想在这些斗争中只能起消极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作用。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因为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并没有打起佛教旗号，最后也失败了。我们并不否认佛教思想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唯心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并不是最好的。我们也只是在它曾被用来反抗统治者这一点上，才说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第三，佛教的一些重要思想，为当时和后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吸收、改造和利用，从而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早在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柳宗元和刘禹锡，曾同为禅宗六祖慧能树碑作铭，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就有不少佛教思想的东西。韩愈虽标榜排佛，却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曾与大颠和尚往来频繁，并称赞他“颇聪明识道理”，不用说，在他的思想中也掺杂有佛教的思想。韩愈的学生李翱则更是用佛教思想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宋代的王安石，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改革家，晚年也笃信佛教，著有《楞严经疏解》；另一个唯物主义者张载，也和王安石一样，出入于佛老。他们都是利用佛教中的泛神论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作为他抗拒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武器，至于宋明时期一些唯心主义理学家，诸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等，在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时，不知吸收了多少佛教思想。清代一些思想家、革命家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谭嗣同和章太炎等，在他们的学说里更是夹杂了大量的佛教思想。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是极大的。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哲学史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思想家所以吸取佛教思想，正是表明他们在唯物主义上的倒退和进步性的局限。有些哲学著作中正是这样写的。我认为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就拿张载和王安石来说，他们所以能够建立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就是因为他们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禅宗、天台宗佛教中的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思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是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吸取了佛教中那么多的思想，也不能说都是消极作用。事实上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社会作用也并非都是消极的，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辩证法思想，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而给予恰当的评价。而这些辩证法思想，大部分都是从佛教思想中继承过来的，不过加以一番改造而已。

　　第四，由于佛教思想的传播，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又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因此，在佛教内部，除佛教思想外，还保存着大量的关于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的资料。例如佛经文学故事，给我们后来的白话小说和通俗文学以很大影响。一部《百喻经》，就是一部通俗的、但含义十分深刻的寓言故事。它随佛教在民间流传，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发展。又如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窟保存下来的古代佛教艺术，丰富了我国艺术的宝库。各地的佛教寺庙建筑，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最高艺术成就的结晶，其中有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等等。所有这些，通过整理和提高，都将成为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此外，还有佛教逻辑(因明)，它经玄奘传到中国后，有很大的发展，在我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对我们研究形式逻辑，也还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有人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佛教流传中所带来的一些副产品，不足为奇。我却认为，正是这些副产品，它已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既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又可以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对加速“四化”建设大有好处。

　　总之，佛教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它积极作用的一面，不能片面地看做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起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否则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因为按通常所说，佛教思想总是麻醉人民思想，阻碍科学发展，影响社会进步的。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应当是佛教越盛行，佛教思想越是广泛传播，那个社会的科学文化就会愈加落后，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如唐代是我国佛教的鼎盛时代，那时佛教有了自己的寺院经济，佛教教义有了创造性的发挥，新的佛教著作大量出现，各个宗派相继建立，可说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最繁荣昌盛的阶段。恰恰在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文化、技术光辉灿烂的时代。而且，就在这灿烂的文化中，也包含有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佛教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面，繁荣文化艺术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佛教的盛衰是否都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

　　对于佛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过去曾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由于佛教的伪装和僧侣们的欺骗性宣传；有人则认为是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上当受骗；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和利用。特别是后一种说法，十分流行，一些佛教著作，都把我国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归之于这一点。有人说，佛教是依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成长而起家的，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而没落。也有人说，中国佛教是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命运，共盛衰的。南北朝的佛教是靠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而得到发展的；隋代佛教也是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的；唐代佛教是由于唐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又更进一步发展的。总之，他们都把中国的佛教的兴衰，说成全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统治阶级提倡、扶植和利用，佛教就昌盛，统治阶级压制和打击，佛教就衰亡。其实，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诚然，佛教在隋唐时期所以那么盛行，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以唐代佛教为例，有的佛教宗派，受到帝王的大力扶植，其代表人物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礼遇。但盛行时间并不很长。如唯识宗的代表人物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半路上就受到唐太宗的特别礼遇，下诏派员迎接，一到洛阳就被迎入深宫内殿。以后玄奘奉诏译经，太宗为之作序，题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称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当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后，太宗又为之宣传、弘扬，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颁发九州“展转流能”。在一个时期内，玄奘每天跟随着太宗，成为太宗的侍从人员，常与谈论。太宗对玄奘如此推崇，可看出唐王朝对唯识宗的扶植和利用。按理说唯识宗应该盛行不衰了，但从佛教史看，唯识宗不过流行了三四十年即趋向衰落。相反，有的宗派没有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其代表人物甚至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势力也最大。如佛教禅宗，其先驱人物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不愿接近帝王，唐帝室曾下诏请他们二人入京，他们都未应命。以后禅宗分为二系，世称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北宗禅的神秀曾受武则天的极端推崇，被接入京都成为武后、中宗、睿宗三代的帝师。据说他作为出家人不仅不向王者礼拜，反而武则天亲自向他礼拜，可谓名重一时。他的弟子义福和普寂，也都受到唐帝室的尊重，时人目之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可见神秀一系很受帝王重视，但未经几传即趋向衰亡。南宗禅的代表人物慧能，常与平民相杂而居，“混农商于劳侣”，过着平民的生活，对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曹溪生活了30年，名振四方，虽武则天和中宗几次召他入京，他都“固辞”而未去，一辈子未与帝室接近，最后死于曹溪。他的弟子神会，虽由于传法方便，不得不与一些官僚接近，但仍鄙视神秀当帝师的作风，认为与其宗风相违，说明他仍继承慧能的传统，不愿与统治者合作。显而易见，禅宗南宗一系，在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上，比起法相宗来要差得多。可是在慧能及其弟子神会的弘扬下，禅宗经过几代的流传，很快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成为五个较大的支派，几乎代替了整个佛教，直到宋明以后，还继续流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佛教的盛行与否，不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而且从禅宗发展史看，佛教个别宗派也不一定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共盛衰。我国从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已由盛而衰，但佛教禅宗，恰恰是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和五代，一直到宋明时期仍不见衰。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是佛教盛行的惟一原因，应该说，佛教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佛教思想传来中国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吸引了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信仰；又如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之有可能供养大量的僧侣。这都是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因素。此外，禅宗在中国的盛行，还有它的特殊原因。即从慧能开始，禅宗提倡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不要累世修行和大量布施，不要许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烦琐的经典，只要坚定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解脱苦难。这种简易的修行方法，也吸引了很多的信徒。但是，这一切都还不是佛教盛行的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使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ZW(〗《〈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ZW)〗又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ZW(〗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