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槟榔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不过是一种可食用的果实而已，但我们不应当忘记：果实这东西就果实的层面来说完全是实践性的存在，它的意义仅仅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亲自品尝；如果不去品尝，而是单凭道听途说或者理性的思维，具有多么高深学问和广博见闻的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它的，更不要说去研究了。大家都很清楚，谁都不可能对需要直觉的东西下个一目了然的定义，即使你能够用各种公式甚至分子、原子结构来描述它的方方面面，你也无法让人看了你的定义之后就能准确地在各种具有同样外部特征的果实中找到他所从未见过的果实。就生活本身而言，理性的层面其实并不如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只有实践本身才是最有诱惑力的，也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不是这样，很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无论如何也是不至于全军覆没的。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说法，但人们自己做事的时候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遇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常常有失公允，不是努力来弄清事情的真相，而是竭力用自己已经成形的模式和观点来解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明智的人知道，解释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有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可是，人们在研究佛学和佛教问题时却喜欢用纯理性的形式来解释佛教现象，甚至解释佛法境界。其实，单纯的解释对于佛学和佛教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因为它并不能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请问，不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够谈得上价值吗？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说，在研究佛法本身的问题时绝对不能简单地依靠阅读、比较和调查等等纯理性的学院式研究方法，还必须深入境界层面，用佛教的基本修行方法进行躬身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对佛法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把握，这不妨也可以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4]

三　涩槟榔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本质

　　如果说方法的问题就足以令人头痛的话，那么态度的问题就更加棘手了。

　　有什么好棘手的呢？

　　就目前佛学界和佛教界所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藐视这一突出矛盾的根源来说，与其说是处理方法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人和治学的态度问题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贯注重“温、良、恭、俭、让”，其中以孔子为代表。[5]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的这一为人处世态度一直是正统的道德规范，为广大国人所认同。但问题在于，理想不等于现实，认同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认同的事不等于做到的事。人们注重“温、良、恭、俭、让”，希望能通过对“温、良、恭、俭、让”的学习和实践来完善自我，来推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6]国人的态度不可谓不诚恳，心情不可谓不急切！奈何，人们却做不到。不但做不到，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模式反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致使不良风气笼罩了一切，掩盖了“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以至于在某些“当仁不让”[7]的人看来，“温、良、恭、俭、让”就是民族落后和缺乏自信心的体现，是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

　　当然，作为个人观点，谁都可以提倡和否定，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从干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带着这种态度来研究佛学和佛教，恐怕是很难避免涩槟榔现象发生的，因为态度和动机往往决定着研究时所用的方法，从而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果。在佛学研究中，要想真正有所收获，就必须对佛法和理性的关系有很好的把握和处理。

　　在佛法的体系中，认知方法可以有三种，即现量、比量和圣教量。在佛教看来，现量是所有认识和行为的基础，亲证现量之境是修行的关键所在，但作为认识基础的现量和作为修行目标的现量又存在着质的不同，所谓今非昔比；比量是建立在现量上的正确思维，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如果同实际情况不符，它将走向反面，成为非量；圣教量是诸佛言教，是教化所依。在三量中，学佛者一般是交叉使用，以圣教量为依据，以比量为前提，以现量为目标，从而将解与行有机地统一到一起；而研究人员则主要使用比量，圣教量仅供参考，现量几乎没有。从人们对三量的态度上已不难发现佛教界与佛学界的根本区别所在，那就是关于现量的问题。在佛法中，现量是一切法的根本，也是修行的目的；而在佛学研究中，现量则通常被忽视。现量被忽视的直接后果，是致使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纯粹的理论思维之上，从而使研究结论同佛教的实际相脱节，甚至闹出毫不相干的笑话。比如，当你从调查中得知所有参加禅修的人所产生的境界都不相同时，你很可能会认为：“佛法不过如此，连学佛者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什么可靠性可言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你过于肯定自己理论的正确而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忽视了一切事物自身的非言性。就像谁也无法对甜作出确切的描述一样，谁也无法对佛法境界进行描述，最多，你可以用一个“不可思议”或“离言自性”来代表，这便是语言的局限！很自然，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的理论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揭示事物的真相是不言而喻的。在佛法看来，要向你说明甜的问题，理论的东西根本不必要，因为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你只要吃上一口蜂蜜，自然就知道什么是甜了；反之，即使我说上一百年，你也不可能知道甜的滋味！我们从这个感性的角度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纯理性的思维是行不通的，只有以佛教自身的方法作为把握佛法的基本方法并适当地配以其它的理性思维手段才是佛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是佛法的实践性打破了纯理性思维的绝对性，佛法的直觉性决定了纯理性思维的失落。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认清了应当如何来面对研究对象，才能有效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才不致于贻笑大方。当今佛学界同佛教界之所以会发生误会，不正是由于涩槟榔现象的普遍存在吗？

　　我们东方人一贯重视直觉，强调亲身感受，而西方人则强调理性，讲究从理性上去揭示事物的来龙去脉，注重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种种问题。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不错，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不过，佛学研究中的涩槟榔现象决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或纯粹的西方文化，而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其中的人云亦云的成分来自于东方文化不求甚解的作风，而唯理是从的成分则是将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精神绝对化的结果。必须看到，这两种倾向的极端发展实际上都是人类文化的糟粕所在，是应当抛弃的东西，而有些人却视之若瑰宝，岂不是人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