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 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一国的再生的过程，必然与中土稳健醇厚的伦常观念发生冲突与融合。在中土，“孝亲”问题一直是佛法与名教论争的焦点，佛门与儒家的每次论争都要在孝亲观上做文章。一个出世型的宗教要与一个注重人间伦常的文化传统直接融洽并非易事，削发为僧、谢世高隐、离家背亲与立身行道、忠君孝亲、齐家治国的伦理法则很难相互融通。因而，佛法要在中国生长流布，在“孝”的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极为棘手的。但是，困难越大，在孝亲观上作出的理论贡献就越大，而且，中土佛教在孝亲观上与中土伦理发生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出世型宗教逐渐人间化的过程，是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亲和的过程，进而言之，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将从中土佛教对待“孝亲”问题的几种方式着手，简要考察中国佛教在孝亲观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并试图对中土孝亲观的历史和逻辑的进程及其特色作一梗概阐述。

　　 　　一

　　 从历史上看，佛教进入中土以后，在解决“孝”的问题上，主要通过三种手段以寻求佛教与中土伦理传统的契合。第一，寻找佛经中的“孝”论，以证明佛家本来就讲孝。第二，所谓“疑伪经”对孝的重墨渲染。第三，从理论上直接辩护和宣传。
　　 关于第一点，早期汉译经典《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六方礼经）、《善生子经》、《华严经》、《那先比丘经》、《游行经》等中，都因包含了对家庭伦理关系特别是对事奉父母等人伦道德的论说而受到中土的重视，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又以中国伦常观念对经中内容作了取舍调整。如三国时的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有意突出“孝”的地位，说布施诸圣贤“不如孝事其亲”。〔1〕另外，汉译佛经中， 对奉行孝道的典范作了更多的注意，《孝子睒经》、《盂兰盆经》中睒子孝亲、目连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于中土，甚至成为中土劝孝的经典题材。
　　 关于第二点，佛教东传后，为配合中国固有的伦理，也为了让中国人易于接受佛教，出现了以《提谓波利经》为代表的疑伪经，疑伪经试图说明佛家与儒家在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礼俗上是一致的，佛教的“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一致的。中国佛教既寻求基本道德戒规与中国传统伦理的一致性，又要说明佛法在孝的问题上不违背中土封建宗法伦理的核心观念即中土忠君孝亲观。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父子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反映在伦理观念上，“孝”这一范畴就成为封建道德中高于一切的范畴。《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教在中土要是一味强调与“孝”无缘，那必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传入中土后，就对名教持亲和态度，以图立足和发展。在中土出现的“疑伪经”中，有不少是以宣扬孝道为主题的，其中唐初的《父母恩重经》最为重要。《大正藏》卷85载《佛说父母恩重经》说：“佛言，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怀身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堕草上。父母养育，卧则兰车。父母怀抱，和和弄声，含笑未语。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不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2〕这段文字完全以世俗的眼光，说明尽孝道的必要，以父母与子女之间温暖贴近的生活细节唤起人们对父母的孝敬之心。《佛说父母恩重经》还引入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孝子丁兰、董黯、郭巨等人的孝敬父母的故事，宣说父母孕育之恩当报。在如何尽孝道的问题上，该经又以佛徒的眼光宣扬应把尽世俗孝道与献身佛道结合起来：“能为父母作福造经，或以七月十五日能造佛槃盂兰盆，献佛及僧得果无量，能报父母之恩。”“若有一切众生，能为父母作福，造经、烧香、请佛、礼拜供养三宝，或饮食众僧，当知是人能报父母其恩。”〔3 〕该经不以玄奥的说教宣扬孝道，而以恬淡平和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启发孝道：“父母云何可报，但父母至于行来，东西邻里井灶碓磨，不时还家。我儿家中啼哭，忆我即来还家。其儿遥见我来，或在兰车，摇头弄脑，或复曳腹随行，呜呼向母。母为其子曲身下就长，舒两手拂拭尘土，鸣和其口开怀乳，以乳与之。母见儿欢，儿见母喜，二情恩悲亲爱，慈重莫复。……”〔4〕以中土田园风光和中土乡间生活为素材，以佛的口吻宣扬孝道， 既增加了民众对佛的亲近感，又加强了世俗伦理的信仰力量。中土佛教另一部被一部分学者定为“疑伪经”的宣扬大乘戒律的重要经典《梵网经》，把孝当作戒，宣说孝顺父母是“至道之法”。经中说：“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5〕总之， 以《父母恩重经》为代表的“疑伪经”，在宣扬中土佛教的孝亲观上，实功不可没。
　　 关于第三点，对于中土佛教孝亲观的发展最为重要。佛教一开始传入就在孝亲问题上直接遇到了中土世俗舆论的压力与经典理论的反击，因而在理论上为自身辩护、为佛法正名是中土佛教伦理最根本的任务。通过下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为佛法辩护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过程。

　　 　　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时，就感受着中土深厚的重孝传统的压力。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儒家孝道与封建宗法制度紧密相连，“百行孝为先”成为中土根深蒂固的观念。汉王朝四百多年中，由“孝惠皇帝”起，到汉朝末代皇帝刘协“孝献皇帝”止，绝大多数统治者都在谥号中冠以“孝”的字眼，孝道与王道政治密切配合。佛教要在中土生存发展，必须回应来自传统思想的挑战。
　　 汉魏时期的《牟子理惑论》首先为佛教进行了辩护，在孝道问题上为佛教作了周全而机智的辩解。《理惑论》中记载了当时反佛言论对佛教的责难：“《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6〕针对此， 牟子主要用“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理由作机智的辩解，为往后中国佛教的“大孝”说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