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佛教有违孝道”的指责，牟子引用儒典中孔子称赞泰伯、许由、夷齐的故事，说明孝道重质不重形，泰伯文身断发，许由逃入深山，伯夷叔齐离国出走，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不仁不孝，实际上是大仁大孝。同样，沙门出家修道。也是仁孝之举。例如“须大拿睹世之无常，财货非己宝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国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为孝，是不为仁，孰为仁孝哉！ ”〔7〕牟子以“见其大不拘于小”的论点，启发人们不应该把“孝”的内涵局限于世俗之内，更不应局限于孝敬父母的世俗形式。投身佛门的修行生活，同样也是孝行，而且是大德大行，这种“大德不拘小”“重质不重形”的观点，为中土佛教孝亲观奠定了基础，也显示了初期中土佛教在谈论孝亲观时，具有强烈的护法倾向。
　　 东晋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在孝亲问题上也为佛教作了很好的辩解，他说：“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以之养亲，其荣近矣！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8 〕在这段文字中，孙绰以远近（大小）之分，看待孝道。以“子贵则父尊”说孝，认为在家奉亲，尽一些世俗的琐务，算不得真正的孝亲、荣亲，对于父母行色养之小孝，“其荣近矣”。相反，僧侣出家，传教修道，是“永光厥亲”，是无上之孝行。如果能象佛陀那样，舍身行道，矢志成佛，且让父辈了悟佛道，弘修大业，那将是莫大的孝亲荣亲。
　　 东晋名僧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调和佛法与名教关系的重要人物。他认为佛法与名教形异而实同，“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9〕舍身佛道，作为方外之宾， 在形式上虽然有乖于世俗的礼仪，特别是孝亲之道，但实质上，出家求志，变俗求道，高尚其迹，悟佛全德，则能“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10〕
　　 慧远认为，佛法能在更高层次上尽守忠孝，与儒家伦理殊途同归。根据他的观点，孝道归于佛道是忠孝的最高境界，佛道也是实现孝道的最好形式，强调其佛教的孝亲观优于传统的孝亲观。这种观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给儒家纲常名教的窘境增进了新鲜气息。
　　 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庇护，也由于佛教对中土人士精神生活的吸引力，佛教在南朝北朝同时得到发展（在北朝虽一度遭到“法难”，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反而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11〕）。这一时期，佛教与儒教、道教的三教之争颇为频繁，论争中时有占上风之势，其在“孝亲”问题上的论调似乎更理直气壮。
　　 刘勰《灭惑论》言：“夫佛家之孝所苞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乎发。”认为剃发出家并非不孝，如泰伯、虞仲断发文身，孔子称其至德。又言：“瞬息尽养，无济幽灵；学道拔亲，则冥苦永灭”，以中国的灵魂不灭的观点，结合佛教轮回说，强调佛教不是局限于现世的敬养父母，佛家之孝能泽被天下，也泽被三世，能解救天下父母，济拔先祖亡灵。此等孝亲，功德无边。
　　 佛教能够在中土站稳脚根，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佛教已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这种中国化表现在孝亲观上，就是出现了许多亦儒亦佛的观点，主张立志修道，不必出家，在家亦可兼行佛道。北齐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归心篇》中说：“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流水，不必剃落须发。”并告诫佛徒：“须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得悉弃妻子一皆出家，但当修行业，留心读诵，以为来世资粮，人生难得，勿虚过也。”〔12〕颜氏以劝孝之训，为佛教在肯定现世、注重人生的中土谋求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方略，即减缓佛家的出世风格，降低“大孝”的振振论调；兼顾道俗，才是最好的出路。这里，颜氏为佛教铺设了儒学化、世俗化的阶梯。

　　 　　三

　　 隋唐时代，由于封建一统局面的形成，封建宗法专制的加强，以及重建道统的需要，佛教又一次受到较激烈的抨击，如隋有荀济，唐先有傅奕，后有韩愈的反佛。在这些反佛言论中，多斥责佛教为不忠不孝，紊乱纲纪。
　　 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纲纪紊乱矣。”〔13〕傅奕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诧，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14〕韩愈认为，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在其《原道》中，韩愈又说：“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今世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亲常，子焉而不父其父，……。”〔15〕
　　 面对以傅奕为代表的反佛者的强烈责难，法琳为代表的护法者，作了巨大的护法努力，在佛教孝亲观问题上承前人的理论思路，进行了初步系统化的阐述。
　　 法琳首先认为“广仁弘济”的佛教与儒家纲常并行不悖。法琳认为，虽然孔子以“名教为本”，释迦以“因果为宗”，立教本意不同，但佛教的社会目的与中土纲常并不相违，广仁弘济与齐家治国的社会理想并行不悖，且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忠君孝亲。
　　 其次，充分肯定佛教也行孝道，而且其孝高出儒道两家，是“大孝”。他提出“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的见解。〔16〕认为佛教“不匮之道”能行大孝，“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17〕法琳持“大孝不匮”的观点，为沙门歌功颂德，认为佛教“大孝”的光芒普照世间一切，让人们弃迷开悟去恶从善，“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为人君也。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刑于四海，实圣王之巨孝。”〔18〕
　　 法琳以后，在中土佛教孝亲观问题上作出贡献者还有唐代的道世、宗密、神清等。道世在其《法苑珠林》中，专设《忠孝篇》、《报恩篇》宣扬为人忠孝，将得善报。宗密、神清对《梵网经》的“孝名为戒，亦为制止”的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戒虽有万行，以孝为宗”。〔19〕值得注意的是，与法琳激烈的护法与布道的结合，也就是说，在为佛教辩护的同时，又作为一个布道者，大力宣扬佛教孝道论。他们以“经疏”、“经钞”、“修道仪轨”等形式，描绘出佛教是如何重视孝道。宗密撰《盂兰盆经注疏》二卷，宣传释迦及其弟子目连出家都是为了救护父母而尽孝道，他写道：“悉达太子，不绍王位，舍亲去国，本为修行得道，报父母恩。”认为佛陀出家，本怀孝心，目连也是如此，“谓大目犍连因心之孝，欲度父出母，报乳哺之恩，故出家修行，神通第一。观见父母，堕饿鬼中，自救不能，白佛求法，佛示盆供，救母倒悬。”〔20〕宗密甚至崇奉《盂兰盆经》为佛教的“孝经”，在《盂兰盆经注疏》的开始处，他写道：“始于混沌，塞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21〕在宗密观念中，孝道不但超越时间和空间，并且不受社会、宗教等规范的限制，它不仅是伦理的中心，而且是宇宙性的真理。对佛教而言，“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