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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佛教”说——王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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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后,中国佛教日趋衰落,迫使有识之士们反思和改革。近代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在困惑中寻觅,作了许多变革的尝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面临新世纪全球化的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佛教的本质属性问题。本文认为,所谓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本佛教,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概念,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单向思维。不管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还是以佛为本的佛教,应该回归到“众生佛教”,即回归佛陀的本怀。古代的印度有过以佛为本的佛教,南北传分流之后,人的因素凸显出来。当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拥挤,“人”和“众生”的关系日益引起普遍的关注。人只有与众生和谐相处,走“众生佛教”的道路,才能从容面对新世纪的全球化,中国佛教的发展才能步入现代化的大道。

现代化与“化现代”

“众生佛教”之说源于对佛教的“现代化”与“化现代”的思考。

“化”字恐怕是十年浩劫之后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全球化以及知识化、专业化、网络化,等等。一言以蔽之,实际上就是朝现代的方向“化”,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没有模式,没有经验,所以所谓“化”,即意味着变革,意味着在观念和方法上改弦易辙,甚至意味着矫枉必须过正。

那么,在“化”潮涌动面前,中国佛教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属于风动?幡动?拟或是心动?按照诸行无常的原理,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都发生了变化,都在动。全社会都在“转型”,都在动,共业使然。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来说这种变化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新世纪之前,这些变化似乎外在的多,内在的少;从发展形态来看,被动的多,主动的少。当然,被动的态势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改革、十年浩劫不无关系。而进入新世纪,主动性的内在变化开始多了起来。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世界性宗教的属性使得佛教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往往能得风气之先。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中国佛教也与其它地区的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轨”,更多的互动与启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不断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就是与时俱进。中国正在转型,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从宗教的意义考察,中国佛教的与时俱进有特殊性,包含有现代化与“化现代”两个方面的含义。二者虽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却是有机的统一体,而且互为前提,互为因果。

如果“契”现代的“机”而“现代化”是佛教的宗教性要求,则“化现代”就成为佛教的社会性的要求,即“现代化”的醍醐才能灌在“现代人”的顶上,被现代人所接受。佛陀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般若智慧不能对今天的社会万象作出诠释,对社会病开出药方,那么救助人们心灵的“化现代”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佛教必须“现代化”,否则便不能完成“化现代”的任务。

如果“契”现代的“机”而现代化是佛教的社会性要求,则“化现代”就成为佛教的宗教性要求。古代到达彼岸的世界有八万四千法门,现在有多少?即如何“契”现代化的“机”而完成“化现代”的任务。这里起码有三个问题是佛陀时代所没有遇到的,一是政教分离,二是社会结构走向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三是全球一体化。在这里,“理”也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实体的佛教必须先“契”这些“理”,在这些“理”的规定下生存和发展。

就象自度和度他一样,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同样,不以度人作为目的,又焉能自度?进一步推敲,就引申出佛教现代化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神圣性与世俗性的问题。一切的“化”都必须体现和落脚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上。

佛教的现代化和“化现代”是外在表象的变现,而佛教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却是内在的属性。如“普度众生”,其境界与理念显然是神圣的,而其方法则必须是“入世”的、世俗的,即所谓“应机施教”。这里的“机”,就是应世俗社会的“机”。大而言之,凡属宗教,都兼具神圣性和社会性,即内在的品质与外在的体现。两者不可分,也是~个有机的整体。“化现代”是宗教神圣性的体现,现代化是宗教社会性的世俗性表现。

如何契理契机?以什么样的理念指导来契理契机?首先必须解决“人”的定位问题,即返观自照,以人为本还是以众生为本?也就是“人本佛教”还是“众生佛教”的选择。

人与众生

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与众生的关系从合到分,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世俗社会,人与众生的关系逐渐拉远了距离,人高高在上,主宰一切。但是,从宗教意义上来理解,人与众生并没有区别。佛教尤其如此。

首先,按照轮回的理论,人与众生只是在生命形态上有所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例如“菩萨”二字,即经中的“菩提萨堙”,意思就是“觉悟有情”,“有情”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众生。所谓普度众生,其概念应该是很宏观的,内涵很广泛。佛经中把有情生命的开始分为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类,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是就其基本性质而分,并非一定拘泥在“人”的形式上,包括所有有生命现象的个体和物种也应在内。正如地、水、火、风“四大”一样,指组成万物的四种或四类基本物质的性质而言,并非是指所有物质统统由这四种物质组成。当然,人是现在的社会的主宰,充当了现实社会众有情的代表,也就是代表了众有情生存的主要的矛盾。人的定位问题解决好了,众生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佛教虽然以了脱人的生死为圭臬,是为了解决其主要矛盾而言,不是忽视其他生命,更不是排除其他生命,对这些生命个体与物种也抱着同样的慈悲态度。人在六道中轮回流转,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也无不演示着同样的成、住、坏、空的过程。

其次,人与众生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涅槃经》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也是讲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在自己的因果业报中轮回。从这个原理出发,人与其他众生是平等不二的,人应当尊重其他众生,尊重其他众生的生存权利。事实上,和地球的历史相比较,人类历史极其短暂。目前虽然人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命体,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主宰的程度,各种灾难经常发生,经常受到地球的惩罚。何况,和其它众生相比较,人类也远远不是地球上强大时间最长的生命体。

人本佛教与“众生佛教”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本佛教”,等等,都是“人”自己发明的概念,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宇宙间的生命体。那么,佛陀当年的本怀呢?本文之所以提出“众生佛教”的概念,是因为佛陀当年的本怀应当是“众生佛教”,只是一种回归。总而论之,只有佛和众生两个范畴,所有的诠释范式都是同绕佛与众生这两个范畴展开,没有必要把“人”从众生中独立出来。况且,按照轮同的理论,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不是最高级别的生命体,一样在六道中依其业力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