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李元松通过把佛教的心理体验纳入“经验”的范畴而重新发现了古老的佛教中所包含的与现代经验主义相通的成分，同时也为他关于佛教本来就是经验主义的这一论断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看来，经验主义是贯通于传统佛教与现代精神之间的一条主线，因此，如果要使佛法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就必须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这样才能既符合佛教的根本原理，又适应现代社会的机缘。所以他说：“富寓科学精神、尊重自由思辩、理性知识的经验主义乃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且不说佛法亦属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标举佛法是佛陀的创见、出世的大智慧，但宣扬佛法仍宜顺应时代理性、人道、自由、民主的精神。苟非如此，不仅易令学佛者陷入动辄得咎、莫知所从的困境，也容易惹世讥嫌为社会有识之士所摒弃。我由此相信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系契理契机的修行态度”。

（二）反对禁欲主义和认同世俗价值

在对修行者的行为品质要求方面，“现代禅”采取肯定世俗价值的态度，反对压制情欲和机械死板地恪守佛教戒律，强调对佛教信仰的追求不应妨害世俗责任义务的履行，修行者首先必须具备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品格。

李元松认为，学佛的前提是首先应当具备现代意识，学佛之前先要成为一个现代人，亦即成为具有理性、民主、平等、人道精神的人；另外就是不应该为了学佛而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必把学佛与正常的情感欲望对立起来，而是应当在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当中学佛，在七情六欲中修行。在他看来，修行学佛乃是在具备了健全的现代人格之后提出的更高要求，如果连健全的现代人格都不具备，那就谈不上什么修行学佛的问题。

传统佛教对于人的情欲基本上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李元松则大胆地为情欲辩护。他认为，情欲一直被视为毒蛇猛兽，其实是对佛教的严重误解，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情欲无咎，它本身无所谓好坏，人人都有情欲，佛陀也有情欲，想压制也压制不了，所以压制不如疏导；如果本来没有情欲，固然无需刻意培养情欲，如果有了情欲，即使稍微过度一些也无妨；只要是在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在满足情欲的同时，尽量充实理性、民主、平等、人道等人格特质，并随时摄心地活在眼前以培养禅定的个性，仍然可以达到进德修业的目的。

又如关于佛教徒的婚姻问题，按照佛教的戒律，出家僧人是禁止婚姻的，李元松则明确主张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从空义的立场来说，婚姻本身就是涅槃，传统佛教鉴于情欲而否定婚姻，其实情欲无罪，“无明”才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从大悲的立场来说，婚姻的场所就是菩萨利生的场所；从修行的立场来说，处理好婚姻家庭的关系正是最为切近的修行起点。因此人们应当拥有幸福的婚姻，而拥有幸福婚姻的关键是要具备健康的人格。佛教中有人排斥婚姻，只能表明他们不理解、不相信空的道理。 显然，李元松对婚姻的肯定乃是从他的情欲肯定中自然引出的结论。

在如何处理世俗的责任义务与佛教修行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佛教一般采取放弃世俗责任而选择佛教修行的做法。李元松认为，履行世俗的责任和义务比出家修行更为重要，因此不应为了修行而妨害世俗的责任和义务。他说：“不要成佛都没关系，但旁边的人一定要照顾好！不要因为修行而亏欠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这是人道的精神”。在他看来，修行只是个人的事，修行者不应为了追求个人的理想而放弃社会职责，只有首先履行人伦义务、克尽社会职责，然后才谈得上修行成佛的问题；如果能在责任和义务中修行，那既能体现人道的精神，又符合佛教的本意，同时也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传统佛教一般把戒律作为修行的基础，要求修行者的言行必须符合戒律的规范。李元松认为，修行的关键在于智慧，而不在于严守戒律，佛法应该以智慧为前导，先树立正见，然后才有正语、正业、正念、正定，等等。但现实的佛教往往是“以戒为师”，这是佛法衰败的表现。“以戒为师”并非佛法精神的最佳体现，而且严持戒律的修行方式也未必适合每个人的情况。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戒律的后果是导致欲望的压抑，然而欲望实际上是压抑不住的，佛教的精神本来是对欲望采取引导的方式，而不是压抑和禁绝。戒律不应当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当修正，只要不违背戒律的根本精神，一些具体条文可以变更。现代人修行的正确途径是只要不伤害别人、不违反法律，就应首先培养稳定的个性、理性的判断力、科学的观察精神、民主平权的个性，在此基础之上再入定深观法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用世俗社会的规范取代佛教的戒律，从而使生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在遵守世俗规范和完成社会职责的基础上直接致力于佛教理想的追求。

（三）对传统禅学的继承与改造

在对传统佛教修行方式的选择和继承方面，“现代禅”特别强调“禅门心法”的重要，一方面继承“唐宋禅风”的精神，一方面进一步简化禅体验的形式，要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眼前一瞬”达到“本地风光”自然呈现的理想境地。

“现代禅”教团成立的当初，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重振唐宋禅风”，以改变台湾“有禅无师”的状况。在李元松看来，禅的精神实质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禅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因时空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现代禅”应当是既有唐宋禅风的精神实质又有现代文明形式的新禅学。一方面，禅本来没有时间地域的分别，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也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日本，只要所体验的是涅槃、是禅，都是一样的。涅槃是泯除能、所之后的一种觉悟状态，它只有一种，不管何时何地的人们，只要他们所体验的真是涅槃，那就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禅既然没有古今之别，可是为什么需要所谓“现代禅”呢？“那是因为我们针对科学、理性的时代，将禅的精髓——般若波罗蜜予以保留，而将禅的外衣——也就是引导的方法，以契应时代的方式予以表达”。也就是说“现代禅”就是以现代的方式，亦即符合科学、理性精神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的涅槃体验，它一方面保持着禅的原有内核，一方面改变了禅的外在形式。禅在唐宋时代最为兴盛，所以现代也有“重振唐宋禅风”的必要，但是“现代禅”只是继承唐宋禅的直指人心，它与唐宋禅还是有所不同，即唐宋的禅是以出家佛教为主，而现代禅则以在家佛教为主。所以“现代禅”主要是适应人们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的世俗生活中修习的新禅学。

李元松特别强调禅对人类的益处，认为它可以使人从一切概念、一切观念、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他认为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被洗过脑的，人们无形中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然而却把人的思想束缚起来。禅可以使人体验，当人亲见涅槃时，明白了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于是便从种种虚妄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还认为，佛教是从“宗”出“教”的。宗是指体验、内证，教是指教理、学说。体验、内证，只有通过禅定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禅定，那就只能知道，而不能体验。禅定不仅是现观世界实相（即缘生无生）的唯一方法，而且对于现代人消除心理的紧张、克服精神的散乱、控制自己的情绪、锻炼体魄和毅力，都有裨益。禅定不仅对于佛教、而且对于人类的幸福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