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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禅及其与传统佛教的分歧——邢东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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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禅或禅悟呢?李元松指出,一般的世俗人士往往对禅持有误解,有的把修禅与神通或超能力混淆起来,有的把禅俗化而与心理学的修养混同起来,有的把禅与艺术混淆起来,有的把禅误解为“捕鳗”式的诡辩,等等;即使是佛门之内的人,也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禅,例如有的以解悟为开悟,有的以发自定心的相似悟境为开悟——其实它只是一种通过静坐获得的安详感受,有的以平淡、淡泊的相似悟境为开悟,有的以突然打破疑情或苦闷的相似悟境为开悟。凡此种种,都不是真正的禅悟。他认为真正的“悟”是见涅槃,它一定是同时达到透彻实相和心中无碍。这样一种心灵境界,李元松也把它叫做“本地风光”。所谓“本地风光”,既是指“万物的本来面目”自然呈现,也是指“心境恢复最单纯的状态”。他还认为真正的觉悟具有如下特征:没有渴爱,没有矛盾,没有追求形上的野心,没有“此是真理,余者皆非”的心态,没有虚荣自尊,谦卑好学、常行普敬,重视公平制度、团队精神,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正邪两忘、生死一如,不计功利的痴情傻劲,无作意趣向涅槃,如江如海之大悲心,自由创造。很明显,他所说的这些特色,有些来自传统的禅学,有些则是他自己的理解。

李元松在肯定禅的价值的同时,还强调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禅的修习,认为禅的修习不应脱离日常生活。他指出,人们总是有所追求,追求本身就是不安的表现,而不安的根本原因则是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在于亲证涅槃,而亲证涅槃就必须通过禅定;真正的禅定是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因为禅定的修习并不仅仅限于打坐一种方式,在打坐之外,人们完全可以在上班时、炒菜时、陪小孩时、在履行责任义务时加以锻炼,后者的效果反而比每天用一定的时间打坐来得更佳,这就好比烧水一样,持续加温容易烧开,一时加温则热后还凉,所以日常生活中的禅定比打坐更为优胜。

李元松之所以强调禅的意义,主要也是因为通过禅的修习可以达到内心的开悟。对他来说,“悟”既是禅门心法的核心内涵,又是佛教中最能体现“经验主义”精神的主要成分,所以它在现代条件下依然是行之有效的体验佛教真理的具体形式。

(四)“现代禅”理想中的佛教

李元松对现实的佛教并不满意,认为当时的台湾佛现状是“到处弥漫着迷信与玄谈之风”,他之所以提倡“现代禅”,就是为了寻求一种“调和传统真理与现代文化”或“既能体验佛教真理、同时又不必抑制理性立场、放弃世俗责任义务的佛法”。总的来说,这种具有调和精神的佛法应该是他理想中的佛教的最基本原型。针对台湾佛教的实际情况,他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佛法》一文中对他所理想的佛教展开具体的说明。一是需要宽宏大量的佛法,就是说对于一切他教、他道,不论它们是否究竟,只要它们有助于人们免于危害、可以帮助人们自利利他,都应当宽容与尊重;与此相应,“现代禅”的修行者也不应持有“此是真理,余者皆非”的心态。联系到李元松在他处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对待佛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场合,而且也适用于对待佛教内部各种不同宗派的情况,他不赞成对佛教的各个宗派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而主张对佛教各派的优点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二是需要没有山头主义的佛法。所谓山头主义是指围绕着特定的“大师”形成一个个势力派别(“山头”),大师受到众人的皈依、崇拜和效忠,众人成为大师的盲目追随者。他认为山头主义对佛教和众生来说都是不幸,佛教徒应当“以法为师”,维护整个僧团,而不应只效忠于某一个特定的法师;佛教的“大师”应当既有能力和学问,又肯为大众服务,那样才能使佛教兴盛、众生幸福。除了反对佛教中的山头主义之外,他还反对尊僧鄙俗,主张僧俗平等,认为在家信徒也有就佛教内部的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力。三是需要重视禅定的佛法,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台湾佛教普遍注重表面的事功业绩和浮泛的义理宣传而缺乏真修实证的实践体验的现状而发。总而言之,他认为理想的佛教应当是理性、民主、人道的佛教,应当用现代的新佛教代替目前那种迷信鬼神、感应、他力、业障的佛教。

另外,对于佛教的社会功能,李元松持一种有限肯定的观点。面对物欲横流、罪恶泛滥的社会现实,有的佛教信仰者主张以佛法净化人心、改造社会,有的夸大佛教的益世功能,以为佛法可以解救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此问题上,李元松既肯定佛教净化人心的作用,同时又反对泛佛教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佛教是一付救世的良方,但它的社会功能并不是无限的。人类之所以痛苦,无非是由于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佛教在给人提供物质满足方面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给人提供心理满足方面却是一帖清凉散。社会就如同一所综合医院,佛教相当于医院里的内科医师,内科医师不能代表整个医院的功能,医院也不能没有内科医师。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佛教的功能,不应以为只要佛法昌盛,人类社会就能得到永远的和平。人类社会中有许多问题都不是佛教所能解决的,因此不应持泛佛教主义的态度。反之,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佛教的慰藉,特别是如果没有般若思想和涅槃经验的话,那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巨大损失。他对佛教社会功能的定位,堪称明智清醒而恰如其分。

二  “现代禅”与传统佛教的分歧

这里所谓“传统佛教”,是指具有历史传统、在台湾当代佛教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佛教。“现代禅”自命为大乘佛教的新宗派,以佛教改革为己任,不仅采取了许多不同于传统佛教的主张和做法,而且对台湾佛教现状进行大胆的批评,甚至公开责难台湾佛教中的某些权威人物(如印顺法师)。凡此种种,都对台湾的主流佛教构成直接的挑战,于是受到传统佛教的激烈排斥,甚至被斥为“附佛法外道”或“邪禅”。而“现代禅”亦不甘静默,据理力争,于是形成“现代禅”与传统佛教之间接连不断的笔墨攻伐。尽管近年来双方的争论已趋平静,双方的关系也有改善,但是思想的分歧依然存在,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客观的立场来看,双方的争论使新兴佛教与传统佛教之间的分歧更加凸显出来,这些分歧实际上表现了台湾佛教各派面对现代环境条件所作的不同反应与抉择,因而对于人们思考佛教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界被视为理论权威式的人物,他对“现代禅”的批评也自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我们这里不妨通过“现代禅”与印顺的争论来考察“现代禅”与传统佛教之间的分歧。

说到李元松对印顺的看法,由于印顺的著作曾经是把他引向佛教的精神指南,所以他一向对印顺怀有敬意,认为印顺对佛教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李元松从很早就已经对印顺的佛学有所不满。1986年前后,他因感到一味钻研印顺的佛学理论并不能解决修证体验的问题,于是把《妙云集》等搁置一旁,转而致力于禅定实践。1988年12月,他在接受《新雨月刊》专访时,第一次发表了对印顺《妙云集》的批评意见,表示不赞成印顺把禅宗归结为“梵我合一”的观点。这一分歧,显示了他与印顺在对待禅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