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沙门所作所为，表面上有违世间孝行，实则不然，出家修道，尊法兴慈，从长远来看，可使父母受大益，救度父母，是为大孝。中国佛教认为，儒家论孝，只限于世间亲子人伦关系，而佛教论孝则兼及来世和众生。佛教徒要使父母信仰佛法，使之超越生死，获得解脱，就是最大的孝。这是儒家孝道所不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契嵩还在《孝论•叙》中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9](P660)认为佛教比儒道都要尊孝，佛教是在诸教中最为尊孝的。
　　 （三）突出孝行在佛教修持实践中的地位。宗密说：“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6](P505)意思是说，戒行虽然众多，但都以孝为宗旨，也即把戒律内涵的本质归结为孝。契嵩也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9](P660)强调大戒应以孝为先。佛门的戒，作为道德规范内涵丰富，也不能归结为孝行，而中国佛教学者则把它统一于孝，这也是佛教为了与中国重孝观念相协调而作出的根本性调适。
　　 佛教作为异质文化，虽然有许多特征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但由于作了适应中国国情的调整，尤其是在道德观念上的调整，是它为中国人所接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佛教道德规范所蕴含的社会道德内涵
　　 中国佛教调适佛教道德规范以适应中国世俗礼法，如把孝行作为守戒的首要规范与根本宗旨，已如上述；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原有的道德规范中也是以世俗道德规范为重点的，也即以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与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健康、美好的关系为重心的。下面我们来简要地分析佛教重要道德规范的世俗社会道德内涵。
　　 （一）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佛教最基本的戒规，是对佛教徒行为的约束。从社会功能来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有利于社会成员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有利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至于不饮酒，可以说酗酒是肯定有害的。附带说，根除饮酒不易行得通，我有一方外之交的好友说，不饮酒改为不吸毒更有现实意义。若如此则肯定是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健康的。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五戒和道教的“老君五戒”，即不得杀生、不得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邪淫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佛教的五戒与基督教“十诫”中的后五戒即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物，以及和伊斯兰教“十项天命”即穆斯林的十项禁戒中禁止残杀儿女、禁止杀害不可杀害的人、禁止侵吞孤儿财产、禁止称量不公、禁止说话不主持公道五项也是一致的。这也表明佛教的戒规和其他宗教的戒规一样，是人类维护生存与发展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人类生存智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十善。指十种善行，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瞋、不邪见。十种善行包含着身、口、意三业，前三者是身体方面的善行，中间四至七条是语言方面的善行，后三项是思想方面的善行。当代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运动即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就是十善的通俗概括。若能做到三好，也就成好人了。可以说，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提倡的是普遍的社会公德。
　　 （三）四摄。指待人接物、和谐相处的四项原则，也是大乘菩萨为摄受众生，使之产生爱心，归依佛门，而应做的四件事，具体指布施、爱语（据众生的根性善言开导）、利行（作利益众生之事）、同事（与众生同处，随机教化）。这里布施和利行，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社会存在贫富差别悬殊、弱势群体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缓和人群之间的矛盾，化解社会动乱、危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四无量。也称四无量心，即慈、悲、喜，捨四种广大心愿。这分别是指无量地使众生快乐、拔除众生的痛苦、随喜众生的功德、平等地利益众生。这是四种利他的善良心愿，四种使众生离苦得乐的崇高精神。四无量心构成为实践社会道德的心理基础，对于人们自觉地实践社会道德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五）六度。指大乘菩萨从生死轮回之此岸抵达涅槃寂静之彼岸的六种修行途径，也即大乘菩萨达到涅槃境界的六种修习德目，具体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大乘佛教认为，六度所包含的六种道德规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持过程。由乐于布施才能持戒，由持戒才能忍辱，由忍辱才能精进，由精进才能禅定，由禅定才有般若智慧。前五度可归结为慈悲，第六度是般若智慧。慈悲和智慧、悲与智是大乘菩萨道修持的根本，是六度的精髓。六度一方面要求在实践上牺牲自我，服务他人，一方面要求在认识上具有洞察人生和宇宙实相的智慧，以臻于济度众生、人己同一的崇高精神境界。
　　 上述佛教道德规范可以说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际关系为重的思想，适应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信徒修持实践佛教道德规范，直接有利于非信徒大众的福祉。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佛教还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此外，佛教根据缘起论、因果律，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由此而肯定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共存共荣，这都为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上述佛教道德规范的实践，无疑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确立，并凸现出以下特色：
　　 互相尊重：彼此双方对生命、利益、人格的尊重
　　 保障安全：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家庭都不受侵犯。
　　 彼此诚信：不妄语，讲真话，心口一致，诚实相处。
　　 济助利人：慷慨布施，慈善救济，扶贫济困，利益他人。
　　 　　三　佛教伦理的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伦理的现代社会意义，我以为可以分为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方面来说明。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佛教伦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0](P855-897)包含了理论基础、准则、德目，以及结合时空条件的调适，又配合以佛、菩萨实践道德规范的典型事例，树立榜样。中国佛教伦理建立在人生论——解脱论、缘起论——因果论、人性论——佛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去恶从善、平等慈悲和自利利他的三大伦理准则，确立五戒、十善等具体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中既有消极的防范，也有积极的倡导。中国佛教还结合国情和固有道德，把忠孝等列入佛教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国佛教高僧也以其严守戒律，为僧众树立榜样，并以其人格魅力，吸引和感化大众。在中国佛教伦理体系结构中，有三个特点也是优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重视在人性论、心性论的基础上建立伦理准则与规范，发扬人性中的优长，克服人性中的劣根，提升人性的品位，抓住了伦理建设的根本；二是重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把人的生命、前途、利益和善恶因果报应以及道德修持实践结合起来，即把生命律、因果律和道德律结合起来，为伦理建设提供了深度周密的框架；三是重视伦理理论与伦理实践的和谐统一，佛、菩萨和高僧的善行德行，不仅树立了实践佛教伦理的榜样，也保证了佛教伦理的权威性。可以说，中国佛教伦理对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