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哲学头脑的现代读者从赫胥黎在《进化论和伦理学》中对佛教的评价中可以得到什么呢？我接下来将提供一些反思，可能会变成这一相关问题的答案。

　　虽然赫胥黎并不打算完全接受佛教教义，他无疑在其中看到了某些值得赞扬的特征。既然他在这种宗教中所极力赞赏的看来就是那些使佛教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人道主义的特征。我认为，赫胥黎在与西尔文·列维（Silvain Levi）把佛教描画为一种维持三种基本人道主义价值——智慧、仁慈、同情——的体系保持一致方面，几乎将不会发现任何困难。〖ZW(〗参见列维的论文‘人道主义的佛陀’,（ ‘Humanisme Buddhque’）, 收录在他的著作 L''''Inde et le Monde (Paris, 1928), 第59页。〖ZW)〗然而佛教对于赫胥黎有时表现出来的魅力，对于比较研究者来说也突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即在西方出现的反超自然的、批评的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某些著名佛教哲学路线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础。记载下来的19世纪其他世俗思想家诸如（本文开头引述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尼采〖ZW(〗参照尼采的反基督者（ Der Antichrist） (1888)。这里(第 20-23节) 佛教被看作是历史上唯一真正积极的宗教,还被认为是比基督教更加现实的宗教,虽然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尼采倾向于将她看成是总体特征上最终是虚无主义的。〖ZW)〗对于佛教的反应，确实倾向于更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不仅如此，赫胥黎愿意在一个普遍的思想讨论进程中认真考虑佛教的观点，这显示了在大约19世纪下半叶时佛教对于已经对于维多利亚氛围中有反思精神的群体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我认为，他的评价有助于确立在19世纪中没有怎么得到承认的两件事情，虽然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1 ，佛教是一种包含了重要哲学维度的宗教，以及2，这种宗教的某些立场可以与西方观念— —尤其是那些植根于经验主义的思想——进行比较。

　　显然，对于佛教生活更深层次的信仰——尤其是其有关再生转世的理想——对赫胥黎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一说明意义不大：虽然在西方世俗思想与佛教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后者作为一种拯救的体系包含了极为独特的态度和倾向。而这，不用说，对于世俗思想而言永远是陌生的。〖ZW(〗在这一路线上，值得注意的是，爱尔文 (猿猴、天使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第426页)确实认为，‘虽然完全赞赏佛陀对待道德现象的几乎是科学的方法，赫胥黎无法同情其体系表现出来的根本上的消极的特征。人生是南柯一梦，人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消灭欲望和感情（原文如此）结束梦幻，这种想法，没有一个健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能会同意。’〖ZW)〗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与赫胥黎的总体评价有关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简短地介绍一下。现代评论者很难不注意到这一事实，他所试图给予特别关注的，是佛教经典中隐含的概念原则，而不是这种宗教在实际信仰者中所要求的实践方式。〖ZW(〗后期佛教被‘外来迷信的卑下的混合物’所污染（这是赫胥黎在第74页提出的对这一宗教总体看法的一个观点，本文的第二部分曾援引过）的意见，在这一路线上很有启发性，值得牢记在心。〖ZW)〗虽然他没有明说，赫胥黎确实表现出是按照这种假定行事的，即在学术探索的范围内，应当抽象出所谓佛教信仰的哲学基础，并使之成为分析和评论的对象。这种对于佛教研究的非社会学的、‘理智论’的路数，经常为赫胥黎时代及以后的东方学者们所采用。例如，实际上莫尼尔·维廉斯（Monier Williams）〖ZW(〗莫尼尔·维廉斯, 《佛教》（Buddhism ） (London,1890) , 第149, 151, 162页. 参照C.艾略特（ Charles Eliot）,印度教和佛教（Hinduism and Buddhism） (London: E . Arnold & Co.), pp.xciii-xciv.〖ZW)〗在一定程度上就提倡某种类似的主张。然而，必须承认‘理智论’的路数是否适合今天正日益受到质疑。〖ZW(〗关于这一立场的相当晚近的一种表述，参见 S. 科林斯（Steven Collins）,《无我的个人，上座部佛教的形象和思想》（ Selfless Persons, Imagery and Thought i n Theravada Buddh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13页以下。科林斯认为，经典传统的佛教必须要放在进入大众佛教信仰中的仪式和象征的背景下来考虑和解释，因为二者是‘通过社会关系相互连接的’，‘经典的研究者’对连接的方式知之甚少(第15页)。参照R. F.贡布里希（R. F. Gombrich）,《戒条与实践》（ Precept and P ractice ）(Oxford, 1971)。〖ZW)〗但是，我认为，赫胥黎表明这些研究路数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而具有启发性。应该记住的是，他对于佛教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某些密切关系的确立，是对这种宗教有启发性的观念进行关注和专注的结果。而关于这种观念的知识，当然首先来自于对佛教经典的研读或者对经典的研究，而不是对与佛教有关的大众宗教行为的考察。

　　赫胥黎对佛教的估价及其有关佛教与某些西方观点和观念之间联系的先驱性（虽然是不成熟的）思想，首先应该被铭记为一种东西方哲学的交流。在最后来重复这一点是合适的位置，如果考虑到他作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领袖地位，以及当时佛教研究的幼稚状态的话，他对于这种东方宗教体系的兴趣甚至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确实，在《进化论和伦理学》的讨论中所见到的有关佛教的附记，代表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人建立在对这一时期有关佛教文献熟读基础上的评价。〖ZW(〗赫胥黎引人注目地评论说(所引著作第87页, 注释4)：‘我所将讲的关于印度哲学的内容，我特别受惠于里斯·戴维斯教授1881年在其著名的希伯特讲座和《佛教》（Buddhism） (1890)中所发表的有关原始佛教及其与早期印度思想关系的明晰阐述。我在这些注释中放肆地借用他的论述，我能提供的唯一辩解是，我想要使得我的感谢无可怀疑。我还发现奥登堡博士（Dr. Oldenberg）的《佛陀》（ Buddha） (Ed. 2, 1890)很有帮助。’最后提及的著作是赫尔曼·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德文原著《佛陀：他的生平、他的学说、他的僧团》（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 (Berlin,1880) 的译本 。其有时对佛教观念的消极评价一直被认为是尼采对这种宗教严厉判断的来源之一，因为奥登堡的著作在19世纪广为传阅。参照F.密斯特里（ F. Mistry）,《 尼采和佛教》（Nietzsche and Buddhism）(Berlin and New York, 1981),第114页。赫胥黎评价少受赞赏或不够准确的方面（关于涅〖HTXL〗?NB231?〖HT6SS〗、出家）可能也与奥登堡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里斯· 戴维斯提供了有关佛教的更加均衡和详尽的说明。赫胥黎自己在《进化论和伦理学》中对这一论题处理总体上的公允，我认为在整体上折射出了英国东方学家对佛教的成熟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