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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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相」。如果执着了「忏悔相」，那就表示，心中仍有所悔恨，仍有罪恶感，那就变成「后悔」而不是「忏悔」，也是与定慧之圆满仍未相应的心态，应予克服而超越。佛教忏悔伦理的精义，乃是重「忏悔」（不再重复造作相同的错误）而不许「后悔」（念念不忘已发生的错误）的。

　　以上所陈十义，或许不足以概括中国大乘佛教，或者更正确地说，未必是中国大乘佛教各宗派先后不同时期给予一致性强调的主张，但至少可以确定，这些见解是后来逐渐融合而普遍呈现在相当大众化的忏悔仪式中的见解。

四、评　价

　　整体来看，忏仪在中国自公元四世纪迄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其内涵无比的丰富，值得我们在探讨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时给予重视与肯定。

　　从比较文化的观点来看，中国大乘佛教忏仪至少有几点是值得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特别加以强调的：

　　1.反罪恶感的宗教意识。佛教最大特色，乃是强调对于一切过失，只许「忏悔」，不许「后悔」。「罪恶感」不但不为佛教所重视，而且被认为是禅修与菩萨发心的大障碍。[16]修定的五盖（五种障碍），「后悔」居其一。过失可以忏悔，过失可以自己藉修持而从根本上予以化解，这是极值得重视的一种伦理观。

　　2.重自力的道德感。中国忏仪虽有拜佛仪式，但那是从属的方便，不是主体的修行。主体的修行，在于发露、知罪、发愿，最后由观空而达于罪业的完全忏除。这一切，重在自力、自悟；因而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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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阅《大智度论》，《大正藏》第二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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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发，具有高度的主动性。

　　3.理性化的宗教态度。如上所述，佛教忏仪，排除神秘的色彩，一切都要与理性相应。这不是说理性至尊，而是说，一切宗教活动不应背离理性。此一态度，对于未来的世界宗教发展，极为重要。

　　然而，放眼中国佛教本身，虽然「忏仪」内容与价值如此受到肯定，但是发展到近代，却也发生了一些流弊。这些流弊包括：

　　1.形式化。主持仪式的人和参加仪式的人都只是在一种宗教形式中「演示」仪式，但是欠缺心灵的相应。

　　2.商业化。部分佛教团体，以忏仪为交易，其商业化之程度，己经从根本上背离了忏仪的精神。

　　3.教条化。忏仪法本本身的开示，或者由于文言文的语言隔阂，或者由于主持者的不知方便，于是照本宣读，变成只是复诵教条，与忏悔者没有发生真正的精神关联。

　　4.迷信化。有些忏仪主持者与参加者，由于愚昧无知，把忏仪的理性面完全漠视了。形式化、教条化与非理性化的混合结果，使得忏仪失去了它的原始面目，甚而影响到佛教的社会形象，而「迷信」与「赶经忏」变成了近代佛教改革运动者痛心疾首的课题。

　　如实而论，创制中国大乘佛教忏仪的历代宗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极大，这个贡献，照理说，今天还要把它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但因为它自己在中国本身已发生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先就中国大乘佛教忏仪本身应做的改革下一番功夫，才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忏悔仪式来，其主要发展方向有四：

　　1.回归原始，从根本上确立以参加者本身的修持为重心的忏仪。

　　2.消弭商业色彩，一切忏仪之举行，应以提倡修持为主，不宜巧立名目，造成佛教错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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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视前行与观行，「前行」指忏仪举行前的清净三业等预备工夫；「观行」乃是坐禅为方便，确实观照罪性本空，如此才能够发挥佛教忏悔伦理的真正功用。

　　4.提供更多适应现代人的方便，因为社会变迁迅速，「忏仪」本身其实可以做一些改变，譬如过去重视唱诵，此固有助于道场庄严气氛的酝酿，但并非绝对必要，而对现代人而言，有时不妨直接诵读即可；又如道场布置以及主持人的身份等，也都可以有更大的弹性。

　　要之，传统大乘佛教的经忏，如果能做适度的调整与充实，对于现代人的佛教实践与体验，将能发挥正面的功能。佛法中有真谛，也有俗谛；重理、但也重事，两者是应该兼顾并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