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齐梁间呈现在艺术领域的虚静观普遍受到佛教影响。慧远、宗炳前已述及。极为崇佛的梁武帝萧衍《净业赋》云：“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认为目随色而变易，眼逐物而转移，六尘同障善道，使人沉沦苦海终不觉悟。只有“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染不取，不爱不嗔”（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九。），即可心若明镜，照理应物，神攀思缘。萧衍《孝思赋》亦云：“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显然，梁武帝强调在审美虚静中，观想不在目前的事象伴随着一定的情感因素，即宗炳所说的“以虚授人，而不清心乐尽”。
　　 刘勰处在这种充满浓厚的佛教禅智思想的氛围中，不能不受影响。他对审美虚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些要求都与认知、学习、修养、思维相关。“积学”、“酌理”，就是讲学习、修养的积累，以提高丰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研阅以穷照”，从文学上讲，是指对文学规律的把握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但其中明显带有慧远禅智论的思想。“研”，即《总术》中所说的“凡精虑造文，务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研术”、“精虑”，即慧远的“洗心静乱者，以之研虑”的“研虑”。“穷照”，即用智慧来观照文学之道，它完全超越了一般文学技巧、风格等“技”的问题。刘勰在《灭惑论》中说：“佛之至也，则空幻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注：《弘明集》卷八。）“穷照”，就是慧远的“悟微入微者，以之穷神”。“研阅以穷照”，即是“照不离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必同趣”（注：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驯致以绎辞”，是指文学写作处于的一种从容、平和、朗畅的心境。“驯致”，即保持平和朗畅的心致、情思，也即《养气篇》说的“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吐呐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心气和畅，就虚静明朗，虚静明朗，就能“神与物游”、“理融情畅”。这正是慧远念佛三昧中的“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感物通灵，动必入微……冥怀至极，智落宇宙，而暗蹈大方”，在文艺上的翻演。显然，刘勰的“研阅”、“穷照”、“驯致”是建立在慧远禅智论的基础之上的。从刘勰虚静说的四个条件看，前二者属一个层次，是指平日的积累、准备阶段，类似禅学中的渐修；后二者属一个层次，是指创作的审美观照中直接证会“道”与“象”、“理”与“情”冥合的关键阶段，类似顿悟。有了这样的虚静状态就可以“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意象”之“象”即是宗炳“味象”之象。刘勰认为虚静状态中神思之游有两个特点：一是伴随着美好的物象，但此物象并非外在的实物景象，而是艺术家运思过程中观想的审美意象，所谓“神用象通”（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二是伴随着愉悦的情感，所谓“情变所孕”（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就是说，在审美虚静状态中，“神用象通”是指主体的精神与充盈宇宙万物之中的“至道”相冥合、感应，即刘勰《灭惑论》中所说的“神化变通”、“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情变所孕”，是指主体情思感物所动而孕育审美意象，即慧远的“生由化有，化以情感”、“有情于化，感物而动，动必以情”（注：僧祐《弘明集》卷五，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这两点正是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由此看来，刘勰的虚静说尚保留慧远禅智论的色彩或影子，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从刘勰论审美心理的整个过程来看，他的虚静说对慧远的“幽人玄览”、“冥神绝境”、宗炳的“澄怀味象”有了较大的突破：一是肯定了“虚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把“虚静”摆到了审美和艺术活动最为突出的位置；二是揭示了审美虚静的特征是“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更加符合文艺创作和鉴赏的规律；三是基本上脱去了纯粹的佛教禅智论的外衣，把一个宗教意味浓厚的哲学范畴引入文艺领域，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将其改造成为具有审美意蕴的范畴。这三点应该说是刘勰的贡献。
　　 综上所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虚静说的真正确立、形成是与佛教分不开的。慧远、宗炳、刘勰三人分别代表了虚静说由佛教进入文艺领域的三个阶段：一是慧远把“虚静”从宗教扩展到了审美与艺术，但他的“虚静”说是与其禅智论粘连于一体的，其立足点仍在佛教之上；二是宗炳有意引进“虚静”，并着意在艺术上运用，但着眼点还在宗教与审美的结合上；三是刘勰虽在佛教禅智论的背景下在艺术领域运用虚静，但已经自觉加以改造，其目的不再是宣扬宗教的神威，而是完全着意于审美规律。这三个阶段可以用推广（慧远）——引进（宗炳）——改造（刘勰）来表示虚静说的转型过程。其后的审美虚静说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中国传统的审美虚静说至今尚有许多神秘色彩，其思维过程仍未能被现代心理学、脑科学全面予以揭示。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从审美角度挖掘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弘扬民族特色，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