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通身起个疑团”（《无门关》第一则），为了参破“疑情”，宗杲又特别强调参禅者要培养和形成一种能全身心投入般若探究和般若体验的心境。因而他反复强调了“提撕”“举觉”在修行中的作用。他说：
　　 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撕得熟，口议心思不及，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橛没滋味，切莫退志。得如此时，却是个好底消息。（《大慧语录》卷二十一《示吕机宜》）
　　 但自时时提撕……。须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乐时，应用酬酢时，总是提撕时节，提撕来提撕去，没滋味，心头恰如一团热铁相似，那时便是好处，不得放舍，忽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车仑。（《大慧语录》卷十七）
　　 他反复提醒参悟禅道者要“时时提撕，时时举觉”（《大慧语录》卷二十三《示太虚居士》），以便精神高度集中、专一，使之全身地投入般若探究和般若体验之中，摒弃一切情执妄识和理智活动，以直觉、内省的思维方式，进行般若观照，以获得“忽然眼开，都是自家屋里事”（《大慧语录》卷十九《示妙证居士》）的大彻大悟。在这种“时时提撕，时时举觉”的参究之中，必然出现一种“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橛没滋味”，“没滋味，心团恰如一团热铁相似”的探究心境，就会出现“前后际断”如“坐在净裸裸处”（《大慧语录》卷十七），恰“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会”（《大慧语录》卷十三）的心理状态，这时正“是个好底消息”，“那时便是好处”。诚然，宗杲也同时一再提醒参禅之人，到此不能止步，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才有可能”蓦然喷一发，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大慧语录》卷二十一《示徐提刑》），获得开悟。要知道，大死一翻之时，并非开悟之日，因为“死了不能活”“是为大病”，因为“悬岩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大慧语录》卷十七），因此，必须打破大死一翻那种“无始无明”状态，才会豁然贯通，见着自己的本来面目⑨。
　　 宗杲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参话头中，必须反对一切分别思量、知见会解，反对所有文字引证、语言注解。因为宗杲关于参究的原则和方法，是“舍弃从知识和感觉得来的理解，专心于主体的觉悟”，他“对公案的处理，并不是分别的解说，也不是因颂古而来的总体的鉴赏，而是以主体的直观为第一的”⑩。因此，宗杲所倡导的参究，并非是对话头本身进行认识，作出判断，而是强调对宇宙人生的本质的直觉体悟。他在以下文字中分别提出了九个“不用”与八个“不得”，反映了他的禅学观：
　　 看时不用博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甲里，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大慧语录》卷二十一《示吕机宜》）
　　 但将妄想颠倒底心，思想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知见会解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只就按下处看个话头。……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扬眉瞬目处垛根，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不得垂飏在无事甲里，不得向举得处承当，不得向文字中引证。但向十二时中，四威仪内，时时提撕，时时举觉。（《大慧语录》卷二十六《答富枢密》）
　　 宗杲倡导看话禅，旨在反对当时文字禅的流弊，因为那种“一向溺于知见，驰骋言辩”，醉心于公案的注解、问答，“只成戏剧之谈，于道有何所益。据实而论，尽是痴狂外边走”（《大慧语录》卷一）。因而强调在般若参究中采用直觉内省方式，进行般若观照、般若体验，这正是禅宗生命美学为获得生命之美的个中三味。
　　 从上所述，可见宗杲对般若探究（审美探究）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他把般若意志（审美意志）作为般若探究的内在动力，把起疑情作为般若探究的前提条件，把提撕、举觉作为深入进行般若探究的心理准备，把大死之后必须再苏作为般若探究的必经过程，等等，对禅宗生命美学作了新的补充。
　　 　　三
　　 我们曾经说过，慧能提出的“道由心悟”的命题，乃是禅宗美学思想的纲骨。南禅的历代禅师都以此为旗帜，弘化禅法。南宗禅之所以特别重视“悟”这个重要范畴，乃是因为悟是禅的生命和灵魂。但是到了宗杲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文字禅的泛滥，一些人热衷于公案的注解和问答，他们轻视悟，甚至反对悟。宗杲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近来丛林有一种邪禅，……以悟为落第二头，以悟为枝叶边事”（《大慧语录》卷二十九《答曹太尉》），“如此等辈，不求妙悟，以悟为落在第二头，以悟为诳呼人，以悟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大慧语录》卷三十《答张舍人状元》），“而今默照邪师辈，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唤作威音那畔事，亦唤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门，以悟为诳，以悟为第二头，以悟为方便语，以悟为接引人之辞。如此之徒，谩人自谩，误人自误。”（《大慧语录》卷二十八《答宗直阁》）他重新举起南禅“道由心悟”的旗帜。他说：
　　 道须神悟，妙在心空。体之不假于聪明，得之顿超于闻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道由心悟，不在言传。近年以来学此道者，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脚根下推穷，一味在宗师说处著到，纵说得盛水不漏，于人本分事上了没交涉。（《大慧语录》卷二十三《示妙明居士》）
　　 他明确表示要“不惜口业，力救此弊”（《大慧语录》卷二十六《答陈少卿》）。
　　 宗杲强调指出“参禅要悟”（《大慧语录》卷十四），“禅无文字，须是悟始得”（《大慧语录》卷十六）。而且他鲜明地提出了“以悟为则”的主张，并反复地强调这一主张的重要性，力图恢复和重振南禅“道由心悟”这一纲骨的精神。他说：
　　 学道无他术，以悟为则。（《大慧语录》卷二十《示真如道人》）
　　 以悟为则，故才见善知识提撕，便于言下千了百当。（《大慧语录》卷二十二《示永宁郡夫人》）
　　 研穷至理，以悟为则。（《大慧语录》卷二十三《示妙明居士》；卷三十《答汤丞相》）
　　 宗杲把悟作为般若探究的最高准则，突出了悟对禅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宗杲还坚持和弘扬南宗禅自悟自证的宗风。在他看来，般若体验在本质上是个体的，只能亲悟亲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