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这支进军拉萨部队，遭遇到全军覆灭的失败命运后，清廷上下大为震憾，一些大臣认为西藏地处山川阻隔的西南偏隅，不宜再用兵进藏。康熙坚持西藏为西南边陲要地，保全西藏对保障云南、四川、青海等地的安宁尤为重要。况准噶部屡与清朝对抗，如不加制止其侵略行径，势必危及蒙古各部和边疆地区的安宁秩序。

于是清廷痛下决心，又调集重兵，派遣十四皇太子允 题为抚远讨伐大将军，于1720年，率领3000余人的主力部队，先赴塔尔寺拜见六世达赖格桑嘉错。并将康熙帝赐镌刻：“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为百两黄金印）和诰命金册（这是清廷承认册封的第三个六世达赖，后改他为七世喇嘛。）并无数稀世器皿、珍玩等面呈格桑嘉错。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错，向大将军王回赠佛舍利、珍珠丸和其他上等礼物；向康熙帝奉献佛像、佛舍利、珍珠丸、氇氆等礼品及奏折。”[30] 而后择吉日，由大将军允 题陪伴，离开塔尔寺随清军前赴拉萨。　　　　　　　　  

这次清军进藏分南、北、中三路，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为保障军队粮秣供应，选择由人口较稠密的打箭炉和昌都入藏；中路主力部队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护送格桑嘉错由青海出发，沿途击败准噶尔军的拦劫。同年4月，经那曲平安抵达拉萨。　　  策零敦多布率准噶尔军进藏时，慌称是护送五世达赖转世灵童格桑嘉错回拉萨布达拉宫坐床。西藏僧俗人众得知他欺骗慌言，颇大失所望。当清朝皇十四子率军护送六世达赖格桑嘉错进藏时，“就使这场讨伐准噶尔入侵的战争变成了‘圣战’”。在清军向拉萨进发中“人们从各地聚集起来欢迎达赖喇嘛，并聆听清朝政府命令”，“沿途的西藏人，主动与征讨大军和达赖喇嘛会合，把外来的准噶尔人逐出家园”。当清军兵临拉萨的城下时，“拥有四千人的准噶尔守卫部队，既不能撤退又不愿投降，”孤注一掷的发起攻击。希图能把达赖喇嘛格桑嘉错抢夺到手，用他作人质，通过谈判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但激战中，“在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准噶尔人彻底的失败了”。此后，清朝政府尊照格鲁派僧众的愿望，将桑结嘉错改称为七世达赖嘛嘛，迎入布达拉宫坐床。

六、清朝大力扶植发展喇嘛教策略

清朝历代统治者，对喇嘛教及其首领达赖、班禅等高僧，倍加尊崇笼络，目的是对其巩固安定蒙、藏地区的统治，更为有效的策略。清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清王朝统治者，原本不信佛教。皇太极曾多次谕旨诸贝勒、大臣说：“国中不得私立寺庙，其私为喇嘛僧及一切巫星士左道俱禁之”，并指责“喇嘛等以供佛为名，潜肆贪奸，直妄人耳。蒙古诸人深信其忏悔起生等语，以致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嗣后俱宜禁止。”[31] 自17世纪初，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图鲁拜琥进军西藏后，确立了格鲁派为宗教势力的统治地位。而后，皇太极征伐蒙古察哈部林丹汗时，获得该部墨尔根喇嘛，奉献元代八思巴献给忽必烈有千金铸造的“喇哈噶嘛”佛像前来归顺。并告其自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在蒙古大漠南北弘宣佛法，喇嘛教格鲁派已成为蒙古贵族和广大人民所尊奉的最大宗教派别。自始清朝统治者认识道，利用喇嘛教维护、巩固其对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更以喇嘛教来麻醉蒙古人思想，削弱蒙古族“英勇尚武”传统之策略。为此，继清初皇太极在盛京兴建实胜寺，顺治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修建西黄寺后。1691年，康熙帝更为迎合蒙古各部封建主之意愿，在内蒙古多伦诺尔兴建成了规模宏伟的汇宗寺，并指派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齐名的喇嘛教四大首领之一章嘉噶根活佛为寺主。使其成为联络蒙古漠南、漠北地区喇嘛教的中心。

1698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崇福寺二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活佛），参与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有功，敕令扩建俺答汗时修建的崇福寺、延寿寺（席勒图召）、弘慈寺等多处寺庙；雍正帝将其北京的府邸扩展供奉喇嘛教的雍和宫外，又在归化城兴建了慈灯寺（五塔寺），发努金十万两，在多伦诺尔兴建夫模宏大的善因寺。又发帑金十万两，还在打箭炉（康定）噶达地方，修建惠远寺，并重修青海佑宁寺、广惠寺等许多寺庙；乾隆帝在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割据势力骚乱后，为仰喇嘛教的蒙古王公朝觐，在承德行宫避暑山庄周围，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兴建了宏伟壮丽的普陀宗乘之庙等八大处的喇嘛寺庙。1780年，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又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兴建起须弥福寿之庙，为班禅的行宫。乾隆在撰写《须弥福寿之庙碑文》说：兴建此庙目的是：“上以扬历代政治保帮之漠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 并鼓励蒙古封建王公兴建寺庙、翻译大藏经；规定蒙古人家有两名以上男性者，必须有一人出家到寺庙当喇嘛。

在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尊崇佛教政策鼓励下，喇嘛教在西藏、青海和内外蒙古、新疆额鲁特部和五台山等地区，都得到更大的发展。被誉为喇嘛教六大寺院：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扎什布伦寺和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和五台山等地，在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积极保护、尊崇下，不断得到扩建修缮。据清末统计：清代在内蒙古各地兴建喇嘛教寺庙共有一千余座；外蒙古各地兴建寺庙有747座；青、甘、新疆和四川等地蒙古人聚居区域，也兴建寺庙有600百余座。这些寺庙，长期驻庙喇嘛多则2500人，少则亦有10 余人。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700余座寺庙中，拥有喇嘛人数共计105.577名，约占当时蒙古人男性的44%左右。[31] 从1641年始为黄教一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寺院座床以来，各部蒙古封建首领每年在该寺院举行盛大庆典时，都送给哲布尊丹巴大量的牧地、阿勒巴图（牧奴）和马、牛、羊等牲畜。1750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下除拥有辽阔牧地外，还拥有数十万头牛羊马驼和三万余人沙毕那尔（牧奴）。[32] 可见喇嘛教在清代，已成为广大蒙古人赖以寄托未来憧景的精神支柱；更成为清朝统治者和蒙古封建王公，利用其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  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风动朝野，发扬广大，洋洋数千卷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用珠砂墨译成蒙古文，在各大寺院中珍藏诵讼，确乎是一代不朽之盛业。喇嘛教在蒙古人中流传之广根扎之深，既有其历史源渊和文化观念信仰成分；更为主要的是清朝皇帝和蒙古王公等封建统治者以其有重要政治利用价值。大力提倡、扶持、鼓励其发展，是其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