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当代社会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变。这些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取向都急剧地裂变和重新组合。从广阔的文化视野考察，从本质上讲，这种转型也是关于人生信念、道德准则等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对于佛教在内的宗教文化，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已经是公认的结论。不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三个代表”的提出，乃至到现在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理论，无不包涵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中国社会需要依靠自己内在的传统文化精神，构造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学者们认为，多年来，在“破字当头”的思维导向下，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其中虽有一些进步的取舍，但是，将人生价值系统注入了十分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导致了突出政治为终极追求的文化心理。实践证明，这种唯政治思维为导向的价值追求，最终并不能建立一个多维视野的、层次谨严的、稳固的文化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在不同层次的人们中多次发生的价值失落、心灵彷徨、信仰动摇之类的危机，便是明证。但是，在当前进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又蔓延出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对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而无所作为，或者再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极端作法。究其社会原因，根本还在于“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现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已是全社会有识之士之共识。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多种形式弘扬优良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的和爱国主义教育，正是为此作出的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7日在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提出：“利用宗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有关讲话中提出，要鼓励宗教界人士充分挖掘宗教教理教义中的素材，加以整理。以往习惯于“以政代德”，任何事情都用政治干预或代替，反而破坏了深厚的社会道德基础。事实上，如果道德失去信仰的依托就很难得以内化。道德建设需要信仰的支撑。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无不证明，政治、法律不能代替道德，宗教的重要价值在于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前者是治理社会的“他律”手段，后者是内在的“自律”力量。后者是潜移默化的，更加持久。佛教理念及其信仰，是具有“自律”特长的，必然在当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作用：从社会现实问题角度看佛教 　　当代社会面临着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决定着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且只有靠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暴露出来，之后则日益尖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弹威胁、粮食匮乏、南北差距、信仰危机等等。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1、自然问题。其典型表现是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枯竭。这类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无节制地侵害生物圈导致的。包括滥砍滥伐、随意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等行为，打破了自然界内在规律，造成了大量物种急剧灭绝，从而危机人类自身的生存。 　　2、社会问题。其典型表现是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导致的军备竞赛、核弹威胁、暴力事件等带来的恶性循环，激化了不同国家、民族、制度、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不仅造成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发展进步都遭到极大的破坏。 　　3、精神问题。这是其它问题的思想根源，主要通过个体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典型表现在社会主体信仰的散乱缺失、个体精神世界的空虚绝望、道德品质的庸俗堕落。具体表现在社会人群恶劣行为方式流行，诸如吸毒、暴力、色情、物欲横流、不择手段、毫无节制等，这些加剧了自然、社会问题的日趋尖锐化。 　　而且，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并日益表现出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严重性等特点。它们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安全以及所有生灵的存在。 　　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世界各地的仁人志士们都不断地吸取人类文明成果，贡献出各自的思考和智慧。20世纪60年代末，以净化生存环境为宗旨的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恰博士等人在《增长的极限》的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人类命运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1972年，联合国颁布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认为，为了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需要各界人士和许多领域中的组织，凭他们有价值的品质和全部行动，将确定未来的世界环境格局。”这一观点不同于那种只是亡羊补牢式的机械方法，而把思维的触角伸到了解决问题的精神领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向人们展现了新的生存理念，从世界观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上反对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主张全人类共同承担保护环境和其他生命体的责任义务，在保护“地球文明”同时来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佛教理念的生态学意义，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界人士的广泛注视。 　　 佛教依正不二理念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价值观念集中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之上。“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或曰“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是当前自然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20世纪中期西方产生的生态伦理学就是针对这种观念的，要求确立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理论，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46年发表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就曾经指出“人不是存在着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中心论”。它使我们看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若从科学的层面上看，两者之间是发生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其进化的内在规律具有共同性、一致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归属性；从哲学层面上看，两者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相生相融而构成伦理的协调关系。 　　在世界维护与推动保护生态平衡的活动中，有佛教和广大佛教徒的贡献。全世界几亿佛教徒身体力行，维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文明。不少佛学家积极阐释佛教理念，唤醒人类的善行。佛教众生平等和因果相依以及建立人间净土等思想，是对各种生命价值和实质的深刻体察，富有深邃的生命伦理意义，对完善现代生态平衡理念具有实际作用。这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本著名佛学家池田大作的系列著作，特别是他与汤因比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与贝恰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等对话录，通过佛教与东西方多种文化理念的对比分析，充分肯定了佛教思想对保护生态平衡的突出价值。他们通过佛教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革命”等思想的分析，基本上勾画出了“佛教生态观”体系。池田大作自不待言，极力提倡佛教“依正不二”等思想，作为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汤因比等人也非常赞同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生态平衡观念。他们都认为，因为人类的贪欲等非理智的错误的行为，侵犯了自然的尊严，最终还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侵犯了人类自己的尊严，两败俱伤。因此，他们认为，佛教的有关理念应该被人类普遍地接受。 　　当然，佛教并非现代意义的生态学，它的博大精深的宗教理念具有多层面的涵义。佛教重在人类解脱的精神境界，从直面人生现实的缺陷着手，透过现实的迷雾，探索心灵的脉络，最终体悟世界的真如妙理，拯救众生，改善社会，圆满人生。因此，佛教把生态平衡的根源最终归结到人类心态平衡。人类的生存危机，来自于对生态的极大破坏，来自于对其他生物的毁灭性侵害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与心灵污染。人类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极端自私、贪婪、冷酷、残暴等丑恶的心行，及早切除贪、嗔、痴等心灵之癌，那么，在毁灭其他生命的同时必将走向自我毁灭。因此，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就在于人心灵深处的革命。强调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改造，这正是佛教生态观的突出特点。 　　佛教“依正不二”即把生命主体（不单指人）与其依存的环境中的其他生命体看作一体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命个体与群体都得以发展的根本和实质。这就是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观，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营造和谐的生存空间。目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这既包括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也包括人文环境的被污染。这固然有多种外在因素，但在文化理念上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否认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是“生命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生存规律和价值，二是认为人类有“主宰性力量”，一切都应为“我”所用。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其目的就是教化人类体认生命尊严的广泛性意义，在“心灵和精神中建立牢固的富有文化教养的状态”，这才是“和平”的关键。人类私欲与狂傲的极端膨胀，漠视其他生命的权力，必然导致冷酷、残忍、争斗，最终导致自身生存困难乃至尊严的丧失。大乘佛教特别主张把“戒杀”作为“五戒十善”之首，就是要求人们培养和善的、平等的、公正的、报恩的品行。 　　维护生态平衡需要科学的、法制的手段。但只注重技术手段的改进往往是治表不治里，亡羊补牢式的方法将造成极大浪费和被动。不能忽略道德理念潜移默化的作用。大乘佛教这种生命观，如果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理念被接受，作为共同的社会道德被遵守，对维护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