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们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是围绕着人而旋转。”①佛教正是这样一轮“幻想的太阳”，在时而炫目、时而黯淡的佛光之中，佑护人能够充满希望的走过人生旅途。中国佛教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涵盖面几乎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文学、史学、艺术、教育乃至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灿烂的中国佛教文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弘扬祖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一代新人的今天，我们理应对中国佛教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发掘、继承和发扬光大。特别是作为教育工作者，面对21世纪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水准滑坡，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突显的现实，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对现行的道德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和重建。希望通过挖掘中国佛教文化中的道德内涵，可以给我们道德教育的改革一些启示。

（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佛教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汉代，佛教初传，就与华夏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发生了碰撞、冲突，并在依附当时黄老神仙方术的过程中和通过“格义”等途径开始了其漫长的中国化进程，最早的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就已初显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魏晋时期，中国佛教文化开始初具规模，并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佛教特有的戒律传授、寺院建筑、净土信仰等也都于此时行于中国。在玄学的刺激下，中国佛教学者的崛起和中国佛教理论的初步形成，成为这个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西行求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为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佛典的进一步大量译出则为中国人全面理解并融合吸收佛教文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趋于繁兴。佛教经论的讲习，促成了佛教学派的林立；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寺院经济的发展，标示出中国佛教的特色；佛教音乐、绘画与石窟、寺院艺术等的成就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灿烂。当时南北的分裂与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三教的相融与相争，帝王的兴佛或灭佛，都对中国佛教文化的特点与演变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中国佛教文化也在其演进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在帝王的支持下走向鼎盛，佛教文化空前繁荣。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文学艺术与社会性活动的发展反映了外来佛教成为民族宗教后获得的新的生命力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佛教在西藏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于汉族佛教的特点。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新发展以及唐武宗灭佛，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特点，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的友谊。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入宋以后，相对独立的中国佛教文化趋于衰微，但其对社会生活与文化各领域的渗透却进一步加深。佛学对儒学的影响，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出现。佛教与政治的结合，构成了蒙藏地区社会的重要特点。在衰微趋势中持续发展的中国佛教文化，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教内部禅净教的融合与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以及佛教的世俗化的倾向构成了此后数百年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画面。

不论历史处在哪个朝代，佛教对缓和社会冲突发挥过重要作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战争破坏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往往使农民失掉原来的生产和生活场所，他们被社会抛弃后无奈流入佛门，在那里找到重新生活的天地。佛教中的佛、菩萨、诸神，曾慰籍过苦难世界中的受伤心灵，描绘的极乐世界情景，曾引起芸芸众生的虔诚向往，它传授的求助诸神佑护、达到个人解脱的种种操作方法，曾使许多人不顾一切去模仿修习。建寺造塔、开凿石窟、写经塑像，名目繁多的功德佛事曾蔚然成风，至今还留存数不胜数的珍贵古典艺术品。当人们对自我丧失信心时，很可能去抬高佛神的价值，赋予诸神以无边神通和无限能力，然后拜倒在自己塑造的神灵的脚下祈求恩赐。

（二）

一种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条件。从中国佛教文化来看，其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绝，就在于它能给予信徒坚定不移的信仰。信仰是人生的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佛教的信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但是却与人的日常的道德生活糅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佛教的信仰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主要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道德的指导上。如果离开了人间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信仰的超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生活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价值信念与价值实践的关系。真正有了这种特定的信仰的人，就一定会找到相应的实践或追求信仰的生活方式。

佛教的道德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树立一个最高的道德完善者的形象——释迦牟尼，就是“佛陀”，由他创教并创立出一系列教义体系，要求每一个修行者信奉恪守，比如最初宣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既是修行正果的途径和方法，也是修行者行为善恶、邪正的基本道德准则。由此出发，逐渐演绎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厌、不嗔怒、不邪见等十不善条目。大彻大悟之后的释迦牟尼成了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圣人，觉悟了人生之究竟，得到了解脱苦难的真谛，而且成佛后也并非循世的自保之徒，不仅自己大彻大悟，又以慈悲为怀，帮助众生获得觉悟解脱痛苦。这种入世与献身精神的统一，不仅成为佛教信徒仰望的对象，即使不信佛教者，也会为之钦服。释迦牟尼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面对现实中的人时，就会使人有一种对现实人性的不满足感和向上的趋动或追求（成佛），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信仰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修身过程。不仅会提升信徒的价值生活质量，而且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践行道德原则的动机。

二、佛教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对于道德行为的奖惩理论——讲究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而其对功德圆满者的酬报乃是摆脱轮回，彻底解脱，进入“常、乐、我、净”的涅磐之境。中国佛教讲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②佛教的一奖一惩，尤其是惩罚的严厉与彻底，的确使它的信徒及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产生心灵上的震撼。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少作恶多端者不得不有所收敛，个别人甚至皈依佛门或通过佛事活动企求免责或者解脱的真实原因。因果报应思想将爱人与爱己、自利和利他结合起来，通过洁身自好、对自己负责，可以达到对他人负责的目的，通过自利实现了利他，同样通过利他、帮助别人也会达到自利的效果。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有自利利人、爱己爱人的心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事实上，因果报应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扬善抑恶的有力工具，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水准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