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敏法师，我刚才向他道喜，他是我们的新科博士，虽说是“新科”，但却是一所有名的老大学——东京帝大。东京帝大在日本的佛学研究界和京都大学双雄并称，它有它自己的学派，早期的木村泰贤，到后来的宇井伯寿，再下来的中村元、平川彰，皆是此一系统培出养来的学者。

我们今晚有幸请惠敏法师就传教问题发言，他在日本有机会和日本新兴宗教接触，对这方面的问题，相信可以给我们“现代佛教”许多宝贵的意见。”（中略）

惠敏法师：方才巴宙博士提出了一个翻译佛典的问题，让我想到传教，可能有两个方向应该考虑，一个是属于自己宗教圈内的，另一个则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圈子。这种分法，最常见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上，对一个不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是以“Mission”，所谓“传道”的这个观念来进行，因为这须要培养翻译及口译的人才，或者培养具备语言能力及拥有当地所须技能（如医疗——等）的传道士。可是他们对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的传教工作，则以另一个名称"Evangelism"来称谓，我们翻译成“宣教”。因此，两方面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对一个既定的中国社会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背景、语言的社会，提到传教问题，想一定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方才巴教授提出的翻译问题，确实值得注意。

整个佛教的理论基础，可能是根源于“法布施”的精神，这种精神演变到最后，特别是大乘佛法，把所谓的传播分析成十种（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他人），称为“十法行”。十法行是印度瑜伽行派所归纳有关“弘法”的一种看法，他们对法的传播注重书写（当时印刷不发达），书写越多，才有办法传播。另外，经典的供养、施他、听法——等等都有功德。其实“听法”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法的活动，少了听众就无法进行，像今晚的座谈，诸位同学若没参加，我们五个人还谈什么？所以听法也被列入十法行之一。

此外，听法之后，还要时常去读、受持、去背，背熟后，还要为人解说，解说后，也要能经常的讽诵，然后才谈到思修，这便是十法行。从“法施”到“十法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佛教在弘法方面的理论发展轨迹。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教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组织”现象的产生。从佛教史来看，即使在穷乡僻壤也有“会”的组织，例如“维摩会”，或是以某部经典为主的某某会。而中国传到日本，日本也有“会”的组织。除了“会”以外，还有另一个名词称作“讲”，如“报恩讲”等等；另外，于日本江户时期就有专以富士山为信仰而形成的“富士讲”。

用“讲”或“会”的组织传教，事实上对传教活动能有效地将佛法传播的面扩大，进而带动整个佛教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谈到新兴宗教，日本新兴宗教的形成是有其背景，因为日本佛教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是以“檀家制度”来维系，这是在家信徒（施主；梵文是danapati，音译为檀越）以家庭为单位，与寺院缔结的葬仪契约制，该制度起源于江户时代（相当于清朝），而且代代相传直到今日的情形为多。

一般人死后，信徒们将骨灰安置于寺院的墓地，该寺之骨灰塔（亦是以家庭为单位）安置费、葬仪的超荐供养、周年忌等之佛事供养等是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寺院平均有四百户檀家）。此外，寺院的维修、改筑、对大本山的献金、僧侣之僧阶取得费等，寺院亦可向檀家募款。

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寺院的经济基础稳定，不须再办其它活动有安定的收入。但问题是：却亦因此造成寺院弘法活动萧条不振，在家信徒亦因此没有请法、求法的习惯。所以，寺院与信徒的关系只是建立于葬仪与骨灰塔的关系，这便是日本佛教被批评为“葬仪佛教”的原因。

这是日本传统佛教的现况，但宗教是人性中之普遍性的需求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宗教应运而生。新兴宗教没有骨灰塔来支持经济来源，因此需要弘法，大力的弘法才有信徒来维持它们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宗教又强调“现世利益”，因此更能吸引信徒，譬如日莲宗系统的新兴宗教，告诉信徒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以后，病就能好，工作就能顺利，并且用见证的方式使人信仰；所以现世利益的强调，是新兴宗教的特色之一。

另外，促成新兴宗教蓬勃发展的原因，即是新兴宗教“老鼠会组织”的应用。它比原来的“会”和“讲”更发展出许多小组织，它告诉你拉几个人入会就有多少功德，而且你就是那个组的小组长，然后小组的成员又成为另外小组的小组长，这种强有力的老鼠会结构，当然就成了新兴宗教发展的王牌之一。

至于未来佛教传教的观念，或许我们可以将弘扬佛法的工作发展出一种学问，比方说是“弘法学”。其内容可以包含：弘法史（历史性的研究）、弘法地理学（地域性的研究）、弘法统计学（数量性的研究）、弘法理论学、弘法方法学等等。因此，我个人认为因应时代潮流，佛教或许可以考虑发展“弘法学”。同学问：台湾的法师既然弘法力很强，为何仍存在有新兴宗教，日本新兴宗教为何能够打入台湾佛教？佛教界是否应有回应？惠敏法师：您问的问题确实是很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台湾的新兴宗教成立的背景和日本不太一样。所谓“新兴宗教”至少可分为二类，第一种是在史上成立虽然很早，但一直不被官方所承认，以后才因政府法令修正而成为正式的“宗教”（新的旧宗教，如台湾的一贯道），第二种是依然以现存的宗教（如佛教等）为其基础，但却以新的方式与主张问世，而和其母体分离（登记为新的宗教团体），或者貌合形离（未登记为新的宗教团体）。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政府就发布“宗教法人令”，所以“新兴宗教”正式成立环境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个挑战，日本的传统佛教在“大众弘法”上虽然比较弱，但是在组织上有其悠久的基盘。所以，仍然可以与“新兴宗教”相抗。

但是，台湾佛教真正走向正规化或弘法化， 可以说是民国三八年以后的事情，一些大陆来的法师开始从事一些弘法活动，这算是第一波。第二波则是在大专佛学社团设立以后，这些年轻知识份子出家以后亦大力进行弘法，现在较有名的一些弘法大将，几乎都是那一波培养出来的法师。所以说，佛教在台湾真正步入弘法正轨是近几年的事，可是新兴宗教（一贯道之类）他们已有很深的底子，特别是在草根性浓厚的乡村，这些地方佛教的力量还没有伸展，而且台湾佛教在组织上又一直很松散，因此新兴宗教在各地的基础还是很稳固的。

至于日本的新兴宗教会在台湾兴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们挟著日本文化与经济之优势力量。譬如说，创价学会在东南亚也很兴盛，就是随著“日本货好，所以日本来的宗教亦好”的心理而造成的。会去信仰日本宗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过去受过日本教育的一部分人，他们喜欢与日本人接触，让他回忆以前的情景；这也可以说是受日本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再出现的吧？！所以我想每一国家新兴宗教的兴起背景并不一样，与其社会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