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

半个世纪前，关于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有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另一方则是笔者的授业恩师熊伟先生。

当时，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和事业已达到高峰阶段，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领域内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打破了当时思想学术界的沉闷气氛，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继住开来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功勋至今仍不可泯灭。而三十年代的熊伟先生则正远渡重洋，在德国师从海德格尔等人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直到如今，虽然传统的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仍在其关注的范围内，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在现代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潮的评介和研究上。两位思想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老先生，竟在一个“两不管”地带——佛教哲学上起过争执，倒是鲜为人知的。

事情是这样的。冯先生三十年代初发表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不可说，不可说”者，非是哲学；其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说出之道理，方是所谓佛家哲学也。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

在这里，冯先生区分了理智的方法和直觉的方法，认为理智的、可说的东西是哲学，直觉的、不可说的东西则不是哲学。据此，他对佛教也进行了二分：有待证悟的最高“不可说”境界是神秘的经验，以理智态度说出的诸般道理是佛教的哲学。

这些说法不是一时兴起所发的泛泛之论，而是关涉冯先生根本思想的重要观点。诚如冯先生自己所承认的，他所进行的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旧有的思想材料中，整理发掘出与西方所谓“哲学”相应的东西来，这也就是指以理智的态度说出的道理。这样一把大剪刀无疑极大地伤害了传统思想家们津滓乐道的境界、体验之说，使得所谓“哲学”成了概念、范畴的排列组合，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冯著《中国哲学史》对佛道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普遍为后人所诟病的，其原因恐怕正在于他没有努力去体察佛道思想境界中极富生命力的真实体验，而是简单地把它们逐出了哲学的门墙之外。

相反，喜好老庄、深受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熊伟先生则不然。直到前几年，熊先生还有所谓“哲学之门坎”的说法，认为谁理解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之类的话，才算是入了哲学的门。尚境界、重体验是熊先生一贯的风格，也正是在这一基本态度下，身在柏林的熊先生开始就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向冯先生发难。

熊先生认为冯先生只要“可说”的哲学，把“不可说”排除在哲学之外，本来是一种很“严刻的理智态度”，这一点很符合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的立场，即认为哲学不应该象理性派那样好高鹜远，我们的绳子太短，探测不到无底的深渊，就应该收束在一个小范围内。可是，我们的绳子虽达不到深海，但深海与浅海却不能分作两层，而应是“混成”的，经验派在这里有了偷懒的嫌疑。熊先生认为：

“不可说”者，只要我们不懒，索性迎上去，则它并没有什么可怕，亦不神秘。一懒，而避之惟恐不速，则反自己造出一些神秘的鬼影来牢住自己矣。

而且，熊先生指出，冯先生把“不可说”逐出哲学，自己却又不自觉地落入其中。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先哲们的宗旨和精神弥漫于字里行间，“善读者可觉而知也”。熊先生认为，这些精神也并没有“可说”，而只是弥漫在字里行间。写哲学史的人写不出它来，它也是“不可说”的，所以只是叫我们先要善读，再自己去“觉”而知。

除了对冯先生的批评外，熊先生还于一九三七年撰成《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一文，贯古通今，言简意深，系统陈述他对“说”的诸问题的全面见解。次年，此文曾寄给冯先生，但未见回音。一九三九年，熊先生又以德文撰成《论不可说》(Ueber das Unaussprechliche)一书，同年，以它作为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与熊先生积极投入的态度相反，冯先生则自始至终对此问题未加一辞，不但没有回复熊先生的来信，而且在以后诸多会面及共事的场合下，都未提起此事。他对这一问题究竟是回避不答呢?还是以不答作答，给“不可说”还个“不可说”呢?由于冯先生已然仙去，我们便不得而知了。因此，现代哲学史上一次关涉佛教哲学性质与命运的争论，却是一场引而未发的争论。

二、从佛法看“不可说”问题

第一义胜谛超言绝相，不可言说；可言说者，皆落世俗谛，等等，在佛家看来似乎早成定论。因此，每见一些方家谈佛入胜，动辄“不可说，不可说”，仿佛真的“言语道断”了!

在这“不可说”的背后，当然不乏直契真如、已证正果者，但更多的人却是在“不可说”的托辞下沾沾自喜于所证，为自己不努力证真悟道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同时，惶恐于遣词造句，怕一开口就落入世俗谛，这样的人一方面把胜义谛与世俗谛分作两截，从而将第一义真实推到遥远的彼岸，触目者皆世俗假有。另一方面，这样的缄默不言对于佛教来说有着极大的危害，那就是造成数典忘祖、经学荒疏，以至于后世教理愈来愈浅陋粗俗、证真开悟者愈来愈稀的凋零情景。

这些情况都从根本上损减了“不可说”的高妙境界，起到很消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不可说”呢?

我们首先得问:“说”是什么?在一篇文章中，我是这样回答的：“说不是朵颐翕辟的作声，而是借此有声有色展出的指明。”在这一意义下，连篇累牍的人云亦云，喋喋不休的街谈巷议就算不上说，因为它们并没有指明寂照明觉的境界。相反，释迦的拈花微笑、孔子的“天何言哉”、老子的“吾以复观”却是极其精微玄妙的说，真正能把我们带入寂静而澄明之境。可实际上，释迦是在“笑”，孔子是在沉默，老于是在“观”，它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说”。根本不是说的却真正在“说”，说个不停的却没有“说”，这是为什么?原因正在于“不可说”。

不可说，就一般理解，是指超言绝象，不可用言语文字表达真如实相，其中的“说”主要指用语言文字表达说明可说的内容。乍一看，似乎不可说与说、与可说都已是两回事了，不可说所不可的正是“说”这回事，说之中也无论如何不会冒出个“不可”来缠住自己。可如果我们理解了说并不只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可说”，更是把我们带向寂照明觉境界的指明，那么不可说反倒包容在“说”这回事中了。因为没有名言路绝的不可说，就不会有寂照明觉的高妙境界，从而也不会有真正的说。这说中有了不可说，便不同于流俗的泛泛之说，它是如此精妙而深刻的说，以至于其中有根本说不出的东西，于是便有了拈花微笑等情态。释迦、孔子和老子的笑、默、观只因其深契不可说的妙境，才成其为说，否则也只是一种更乏含义的表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