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在”，故有“我说”。山河大地，恒沙烦恼，皆我可说者也，真是无不可说!可“无”呢，“无”也可说吗?“无”终究是不可说的，必欲说之，则是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事实上，“无不可说”就是“无”不可说，可说的背后都有个不可说！不可说指向了众有背后的无，指向了诸法的空性。无论是一阐提，还是大涅?，都在此空性中，故而不可说。但这不可说又不就此视“可说”为俗谛而置身其上，相反它总是寓于可说中，与之须臾不相离。这是因为诸法实相本来就是“有无本同出”、真空妙有同一不二的。至若问为什么是有无同出、寂照共现，而不是不有而无、不照而寂，此则“不说”。

空、有的境相合一不二，再与“我”、与“说”三相和合，则共成一和融的境界，这时“可说”与“不可说”也融通一气了。“‘可说’，要‘有’‘可说’；‘有’‘可说’又要‘无’‘不可说’乃成其‘有’‘可说’。是‘可说’要以其‘不可说’乃成其‘可说’。又正以其‘可说’反成其‘不可说’。”事实上，可说、不可说共同筑成“说”这回事。“说”要成为可能，要成为促人证真悟道的指明，必须既有直契真如的不可说之境，又有随顺机缘的可说之教，所以熊先生说：“故‘可说’与‘不可说’都是‘说’。无非有以‘可说’为‘说’，有以‘不可说’为‘说’。又‘可说’又‘不可说’，乃成其为‘说’。若只‘可说’或只‘不可说’，皆‘说’不成。

当然，由于熊先生兼融中西的思想特色，使得他思想的许多环节并不能完全以佛学索解，他的有些思想甚至是与佛教思想大相径庭的。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在”(Sein)这一概念，就不能以佛学名相宋比附。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对它都极其重视，它可以说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含义极其广泛深刻。另外，熊先生力主儒家入世之说，在生死问题上主张“应当恬然澄明，同时毫无怨尤地向尘世中滚将入去，自强不息”，陶醉于所谓“酒狂之境”(der bacchantische Taumel)，这种不思出离、不求解脱的态度与佛家的出世精神是相悖的。

但是在“不可说”问题上，熊先生的态度十分明朗，力主佛法的中道精神。据说，有一次他给学生们出考题问“何谓哲学之道?”，有答“哲学之道不可说不可说”，得零分；有答“哲学之道既可说又不可说”，则得满分，可见其良苦用心。

四、结论

上文以现代哲学史上一次关于“不可说”问题的争论为线索，简单讨论了佛教哲学中的“不可说”问题，主张不可说与可说两者之间不应相互分割，而应和谐统一，唯如此，才能使统摄两者的“说”成为可能。我们所讨论的“不可说”问题，对于当前的佛教文化建设至少有下列三重意义：

(一)在教理上，融通二谛，破除人们在真俗二谛、可说不可说上的虚妄分别，保证佛法中道的圆融无碍。

(二)在教法上，提倡善巧说法、广布言教，摒弃只求自修自证的积习，大兴讲学之风，以大勇气和大耐心拈出妙言，道出胜谛，令众生得信解。

(三)在教史上，重视历史上的重要经典，既整理经典中的可说之辞，又挖掘经典中“直指人心”的不可说之教。既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又有直契真如的高妙境界，才能探得佛法的真谛，继承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信息来源：摘自《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