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是古代东方中印两大国家的两大文明体系，对人生和宇宙都作出了系统的、有深度的说明。这两大文明体系各有特点，旗鼓相当。当彼此产生交涉、相撞时，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采取了相互选择的立场，经由相互摩擦、冲突，到相互会通、融合，寻找彼此认同的契合点，以共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佛教与儒家曾发生“生死”、“形神”之争，有无因果报应之辩，和“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佛教与儒、道曾发生中印国民性格之辩，和儒、道、佛三教的高下优劣之争等。但是，从整个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涉史来看，双方真正在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不是十分突出的，也不是主要的。相反，彼此的融合则是经常的、普遍的，后来更是达到了“三教合一”的程度。
　　 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吸取、融摄儒、道；二是佛教影响、渗透儒、道。佛教传入伊始，就重视对儒道的融摄，如用道家的专用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一些概念，用黄老的无为思想来解说佛教宗旨，后来又用魏晋玄学来诠释佛教般若学。儒家把人的心性视为有关个人的道德修养乃至关系到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晋宋之际，佛教学者竺道生在儒家重视心性和玄学家探讨宇宙本体思潮的影响下，也注重从对外的本体转向对内的人格本体即对心性的探讨，以为人的本体即人类自身的“本性”，把本体论与心性论统一起来，大力宣扬佛性论，为日后形成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佛教也极为重视融摄儒家伦理思想。忠君和孝亲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尤其是孝，更被视为是伦理道德的根本。僧人出家，不拜皇帝，不拜父母，曾遭到儒家学者的强烈抨击。后来中国佛教学者也转而提倡忠孝，宋代契嵩更是撰《孝论》十二章，系统地阐发了戒孝合一论。
　　 至于佛教对儒、道的影响、渗透，也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例如，僧肇撰《不真空论》，对与玄学相呼应的般若学三派（本无派、心无派和即色派）的性空理论作了分析批判，在《物不迁论》中阐发了动静相即观点，在《般若无知论》中提出了不知即知的命题，这在客观上都是对魏晋玄学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结，推进了玄学理论的发展。又如，佛教对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更是大家所公认的。佛教的理事学说、心性思想和修持模式等构成为理学的重要来源。佛教的禅宗和儒家的理学，就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动而产生的两大文化成果。
　　 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推动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同步，佛教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三）文化学术的创造。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造，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现，也是佛教长期流传、不断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造，是佛教原有的思想优势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新成果。佛教与儒、道是两种异质文化。大体而言，佛教是以宗教文化的特质而异于儒、道文化的。相对于儒、道文化而言，佛教文化关于宇宙存在的缘起论、人生痛苦的价值论、对人的生死的终极关切思想、细密的心性论、独到的伦理学说以及系统的修持方法等，都有其显著的优势，构成为与儒、道互补的重要基础。中国国情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佛教自传入之日始，就一直表现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灵活风格，随着条件的成熟，中国佛教学者更把佛教的优势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全面地创造了别具异彩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的创造，涉及广泛的文化领域。这里仅以佛教宗派的创立和佛教丛林制度的建立为例，略作说明。
　　 佛教宗派的创立。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律、密、净土、禅八大宗派。中国佛教学者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独立判别印度佛教经典的高下，选择某类经典为本宗崇奉的最高经典，并结合中国的固有文化，加以融通，进而创造出新的宗派。以中国化色彩最为鲜明的天台、华严和禅诸宗为例，天台宗重视《法华经•方便品》，倡导方便法门，并融合中国固有的“万物一体”观念，建立实相说。华严宗人法藏阐扬万事万物圆融无碍的思想，密宗更把儒、道思想纳入佛教思想体系，以阐明人类本原的学说。禅宗依据佛教的心性思想，并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等中国固有观念，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更是充分地表现了独立的创造精神。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学术的繁荣，对佛教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丛林制度的建立。佛教传入中国后，原来的“三衣一钵，游行乞食，树下一宿”教制，与中国国情、民俗不相适应：中国人重视农耕，难以容许乞化生活的存在；北方严寒的气候，也不适宜四处游化，路边一宿。中国佛教及时自我调整，逐渐形成定居式的僧团制，道安法师还为僧团制定了僧尼轨范。后来唐代马祖道一更确立丛林制度，其弟子百丈怀海制订的清规，全面建立了僧团管理制度，如长老制度，重视劳动生产的农禅生活制度，乃至僧侣服制由印度式改为中国化的唐朝衣冠等。中国佛教丛林制度，代代相承，对于维护中国佛教的持久发展有着重大作用。其中农禅并重的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方式，对缓解佛教与上层统治的矛盾，维系僧团的生存，有着突出的意义。
　　 此外，中国佛教还重视向外传播，并在国外获得巨大的发展，如一亿二千万人的日本，现有八千万佛教信徒，这就是中国佛教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证明。赵朴初先生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徒共同构筑了黄金纽带。这条纽带推进了三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增进了三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佛教的意义与价值，不也是十分明显的吗？
　　 　　三、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
　　 历史犹如奔腾不息的长河，中国佛教的未来，是中国佛教过去的延续。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是中国佛教的宝贵财富。如何把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佛教未来实践中去，并结合未来社会的新形势，适应人群的新需要，创造出新经验，以规范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这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命运的重大问题。值此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在探讨二十一世纪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以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规划佛教的未来之路，确定相应的举措，这对中国佛教未来的走向与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佛教告别了古代史和近代史，它将要面对的是二十一世纪社会。与以往历史比较，当代社会不仅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而且由于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显示出与以往历史不同的新特征，如：（一）由于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样，就出现了国别观念的淡化而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也带来了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据日本《世界》月刊8月号载文说，1997年，世界最大富翁比尔•盖茨的资产总额达364亿美元，相当于拥有1.2亿人口的孟加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美]戴维•科顿：《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二）由于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会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自然也在增大报复人类的力度，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食品短缺等难题正在日益困扰人类，人类实际上面临着生存危机。（三）由于物质条件的不断完善和生活方式的更加现代化，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相对匮乏的精神境界的反差现象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文化精神危机、价值危机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未来社会有可能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新契机、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