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学界目前呈现莫衷一是的局面。认为不存在文本误读问题的德里达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讲演时也认为他的解构理论被许多人误读了〔1〕。作为犹太裔的法国人,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同中国人差别很大,还有他“艰深晦涩”的文风,法文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等因素,存在误读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不失为好的解读策略。陆扬先生的《德里达和老庄哲学》,奚密女士的《解结构之道──德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思想是我们眼中的德里达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为“山外”之人,或许更容易看清其实质,因为少了许多“身在此山中”的弊处。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déconstruction)从形式上参照了海德格尔德的“摧毁”(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海德格尔要摧毁的是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使西方人执著于现实可感事物,认其为“真”,而看不到与现实无限关联的“不在场”的事物;由于存在这种“盲区 ”,西方人形成了“我”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既是使西方获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战争、环境恶化等灾难的根源。
德里达也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他从语言和文字入手,通过对语言中的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言语/文字、灵魂/肉体、直觉/表现、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具有高低等级次序的颠覆,证明传统思想中确实存在看似正确而漏洞百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解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呢?被誉为德里达研究权威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写道:“当某一理论举出几个特定的呈现作为进一步发挥的根基时,这些实例无一例外地证明已经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说是种给定的、基础的成分,到头来却是发现是种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简约或纯粹之呈现的权威意味荡然无存。”〔2〕(p79)
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不在场”事物的东西;而这个“不在场”事物同样也依赖于其他“不在场”事物。而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被无限地追索。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在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序列,德里达称之为“痕迹”(trace)。这样,居于优势地位的“在场”事物的权威性被逐渐削弱直至荡然无存。按照这种思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最终“在场”的先验所指,而只有“不在场”能指的不断替补。“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会消亡”〔3〕(p30)。这样他就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
从佛法角度看德里达思想,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德里达思想就是当今“新乘佛教”,因为两者又有本质的差别。
德里达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可归结为“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是世界的“有”和“无”、“有”和“空”、“真”和“假”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体悟。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学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认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从现象层面上说,世界又非“无”,是“非有非无”的“有无”统一体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在与当时主要佛学流派“六家七宗”对世界“有无”及“空”的问题的论战中建立起来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论》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认为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没有“自性”、“自体”,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僧肇认为,即色宗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因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经过分析才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