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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与佛教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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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373)

与世界“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佛教宇宙观的最基本观点“缘起说”。《杂阿含经》卷十二云: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实为“缘起说”的典型表述。佛教认为,宇宙一切现象的有无、生灭,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条件的离散而毁失。宇宙万相是由各种原因及条件汇集而成的因缘之网,其间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也阐释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华严宗认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为原因和条件,由一法而生起万法,由万法而生起一法,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重重缘起无穷。《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描绘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样涌现,其中一滴水即纳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包含,形成一个圆融一味的大法界即“无尽圆融”〔6〕(p425)

德里达解构理论强调只有不断替补的“不在场”的能指,而所指不过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所指的存在依赖于与之相关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赖于其他能指,这些能指也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终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见,从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达同即色宗、佛教的“缘起说”及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的观点很相似。但德里达对如能指等“不在场”事物的无限追索,使人觉得是一条“线性”的“因缘链条”,而没有对众多不同的“不在场”事物作横向贯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缘之网”的系统观点相比,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

佛家重要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与“空”、“有”与“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融合的。这样,世界同时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德里达三番五次地解释他的“延异”思想,认为只有“延异”,而没有“本源”。进而,他连“延异”也要否定,说“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可见,德里达生怕人们把“延异”理解为“有”。但它是“无”吗?德里达也说过,延异是差异的本原、差异的生产、差异的游戏,差异的差异等等,也没有完全否定其“有”。可见,德里达既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有”,也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无”,与僧肇的“不真空”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并不是德里达对“有”“无”关系作出系统思考及论证的理论自觉的结果,“延异”思想远未达到佛家对“有无”问题系统阐释的自觉思辨的高度,这种不谋而合是西方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三、两者在世界存在方式问题上的比较

 

   在德里达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变动不拘的,它不断替补其他能指,它的不断运动呈现出一条无限延展的“痕迹”,德里达称这种无限运动为“延异”。

   源于古希腊爱利亚派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的“飞矢不动”论题早就提出了“飞矢在飞行的每一特定瞬间既在一特定的点上,又不在这一特定的点上”的矛盾。芝诺得出了否定运动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德里达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现时瞬间看成处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的“痕迹”之上,即不把现时瞬间看成是一纯然自足的给定的结构之时,才能理解运动。这样,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在场。”〔7〕(p327)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构策略。尽管“一瞬间”是极短的时间,他也把它看成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然自足的给定结构。

   佛家对宇宙结构有系统及精当的看法。《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对于空间、时间问题作了集中的阐发。《法苑珠林》的《劫量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时量”,以极长的时间单位“劫”来表示;还从微观角度,以极短的时间单位“刹那”来表现世界的生灭无常。《大正藏》卷五十三云:“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可见,佛家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过程永远不会终止,时间不会停留某一时刻上。且极长的“劫”是无限的,极短的“刹那”也是无限可分的〔8〕(第23章)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让众生打破把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绝对区分的传统观念,以悟入菩萨境界。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时空观中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佛家对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还有更全面之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批评了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在他看来,“常”与“无常”、“变”与“不变”应当是统一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论证“动静未始异”时,他说:“《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虽静而不离动。”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说,事物无去无来,也没有运动转变者。寻求静,不要离开动去求,而是求静于动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动而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样,他通过说明“虽动而常静”、“虽静不离动”,由此论证了“动静未始异”。接着,僧肇还论证了“若动而静,似去而留”的“物不迁”命题。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据般若经论的万物无所来去之理,论证从运动中求静之看,事物并不是从一空间到另一空间,即万物无实质运动。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说明过去、现在、将来事物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分。三是“因不灭不来”,即说明因果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别。这样,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