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曾有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排佛之难，也曾因大师零落，任运敷衍，但禅宗一脉适逢其会，枝繁叶茂，绵远流长。禅宗有着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禅宗之“禅”向人揭示的，不仅是宗教也是一种世俗的生活艺术，体现着一平和宁静又充满生机、愉悦的生活心态。这许也是人们至今对“禅”兴味犹存的原因。当然，从广义上讲，“中国哲学的永久性价值就在于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动态》95.3第3页）。以“苦”铺展的佛教哲学，却告诉人们去过一种淡泊的、有情趣的现实生活，这很实在、很深刻，和“生生之谓仁”的儒家生活态度、庄学“撄而后成”的美学走向殊途同归。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把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日常生活沟通，而“即事而真”的旨趣就透露了这样的意蕴。
　　 与原始佛教的教义不同，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主张“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它劝诫僧人过与常人无异的生活，并在运水搬柴的日常琐事中体认至高无上的道——真如本性。佛籍载：
　　 “……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①
　　 “僧问师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云，吃粥也未？云吃粥了也。洗钵孟去。其僧因此大悟。”②
　　 离开尘世、物象，百种须索、千般计较，不能悟道，因此弹宗主张“即事而真”。
　　 “即事而真”并非指事（个别）中包含理，是理的显现，即“从个别（事）上呈现出全体（理）来……即每一事都是法的显现，法渗透于一切事中”③，若如是说就背离了禅宗的主旨，落入如石头希迁禅师所云“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的羁绊。
　　 “即事而真”所指称的“事”，仅是体证“真”（真理）的一个入口处或机缘，是禅师令弟子开悟的诱导手段。借用西方现象学的术语来表达：“事”（黄花、翠竹、运水、搬柴）是主体意向性活动的对象，是纯粹自我进行意向性活动的一些特殊形式，是纯粹自我所给予的。“真”与“事”无缘，只与意向性有关，存在于主体的意识活动与体验中。但体认“真”又离不开这些媒介——“事”，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感性对象。因此，“事”与“真”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不能从“事”逻辑地推导出“真”，它们的关系是超越，如李泽厚所言，禅宗的悟道是“在日常经验中通过飞跃获‘悟’”，是“在感性自身中获得超越，既超越又不离感性”。④
　　 “即事而真”的“真”是对人人本来就具足的佛性——本心的体悟。禅宗认为，只要意识到“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河大地”，当下就彻悟了佛法真谛。这种境界是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因为语言文字都有规定性，是作分别用的，而一作分别，就是“滞累”，“真”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体验，自解自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种思想显然融入了老庄和魏晋玄学。老子以为只有依靠神秘的直观才能体认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所以“涤除玄览”，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清除外物，没有瑕疵，直观得“道”。庄子以为只有根本忘掉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别、界限，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混然一体的境界，所谓“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玄学家王弼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⑤这些和禅宗的直觉体验都可以相互格义、印证。
　　 “真”是对人的本心——自性真空的体悟，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产物，所谓“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这从最大限度上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它不要求断灭和外境（即事）的联系，却主张采取一种超然洒脱的态度，所谓“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就是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外境的影响，“不于境上生心”。“无住”，就是心不执著于外境。“无相”是说外离一切相，心中不存有任何事物的表象。文彦禅师曾对无念为宗的境界做了如下描述：“终日说事，未尝挂住唇齿，未尝说到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尝触着一粒米，未尝挂着一缕丝。”
　　 做到无念、无住、无相，虽处于尘世之间，却无染无杂，毫无滞碍，这即是“真”也就是极乐世界。反之，心滞于外境，对于形色声味各种相念念不忘，必然无限烦恼，这就是地狱。
　　 “事”是通向“真”的入口处，“真”是对“事”的超越，是对自性真空的彻悟。那么，从“事”到“真”需经何种思维通道呢？显然，通常适用的逻辑思维不能实现这种超越，禅宗认为只有靠人生本来就有的认识自己本性的“灵知”，突然悟到心本来就是空的，当下便达到成佛的境地，也就实现了从“事”到“真”的飞升。
　　 “灵知”是一种直觉体验。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认为，禅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是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直接领悟，是一种带有情意性的认识自我的途径，是一种趋近法，是“直接进入物体本身”。领悟这朵花，就是“变成这朵花，去做这朵花，如这朵花一般开放，去享受阳光及雨泽”。只有把自我失去在花中，才能领悟花的秘密，宇宙的秘密，进而体悟自我。⑥
　　 铃木所谓的趋近法，揭示了禅的领悟方式，即由“事”到“真”的思维途径是通过直觉观照，达到物我合一，进而在物我两忘的解脱中，实现“真”的开悟。
　　 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或纷争不已的所谓公案，是禅师诱导弟子开悟的功夫和手段。它生动而又形像地说明禅师如何用“事”（无人能懂的事情或话头）来点拨、启发弟子向“真”的境界猛进。
　　 如，有个僧人问从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回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有个僧人问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省念回答：“镇州萝卜重七斤。”龙牙问义玄：“‘什么是佛祖西来意？义玄拿起蒲团便打”。
　　 对弟子提出的问题：“法”、“佛心”“佛祖西来意”若作合乎逻辑的思考或回答，则是回到了理在事中的思维窠臼，是参了“死句”，违反“即事而真”的要旨。而禅师的回答：“一领布衫”、“镇州萝卜”、“用蒲团打”，才道出了“即事而真”的真谛。其心理机制在于用与理无关的“事”（话头、动作）骤然断灭弟子的逻辑思维的秩序，阻断从事到理的通道，如一道铁闸挡住意识的流向，意识突然受阻，湍急奔腾，无路可行之际，潜意识的涵洞突然打开，意识与潜意识豁然沟通，片刻间，自我即本我，瞬刻即永恒，主体超越了对“事”的求索，直接跃入“真”的境界，即佛我同一的境界。按铃木的说法是：公案的作用就在于把弟子逼到一种没有退路的境地，从而开启从来未知的心灵领域，得到体悟真我内在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