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人间佛教”理论的有印顺等人，印顺主张用“人间佛教”代替“人生佛教”，使佛教彻底回归到现实的人间社会。他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为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在太虚大师反对重‘鬼’重‘死’的佛教，提倡重‘人’、重‘生’的佛教的基础上，印顺进一步反对重‘天’、重‘神’的佛教，提倡重现实人间的佛教，从而大大淡化了佛教的宗教色彩，这是其对“人生佛教”的发展之处。印顺的“人间佛教”在台湾地区得到了成功的推广，将台湾地区的佛教由传统形态推进到了现代新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作为我国佛教界领袖，在祖国大陆同样开始了建立“人间佛教”的伟大实践。1983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赵朴初明确提出了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并强调“人间佛教”建设是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当代佛教的一切活动都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赵朴初的“人间佛教”与太虚的“人生佛教”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突破；同印顺的“人间佛教”相比，形式相同，内容簇新，它蕴涵了太虚“人生佛教”和印顺“人间佛教”所没有的精神。它的建立及其对中国佛教现代发展之实际影响的发挥标志着中国佛教现代化历程的开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弘扬了去恶行善、平等慈悲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关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强调人的价值与需要、关爱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精神，是求善、求美、求自由、求和平、求平等的精神。赵朴初“人间佛教”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为：它继承了传统佛教“去恶行善”之基本教义，致力于改良社会、净化人心的道德教化工作。赵朴初说，佛法的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三学”中的“戒学”是有关伦理道德的规范，“定学”是有关调剂身心关系、促进身心健康与净化的方法，“慧学”是能够正确地区别善恶、明辨是非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这种去恶行善的道德追求正是人文精神在道德层面的体现。其次，赵朴初“人间佛教”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它继承了传统佛教“平等慈悲”之基本教义，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体小我的博大之爱。赵朴初指出，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缘起论。如果用佛教的缘起观点来理解我们人类的现实生活，就不难看出，我们人类原来是一个因果相续、自他相依的整体。正因为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共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这种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少的、所急需弘扬的精神，彰显人文精神正是中国现代佛教所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
　　第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强调了普渡众生、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佛教有所谓五乘教法，即修持五戒的人乘、奉行十善的天乘、言教闻法的声闻乘、独自觉悟的缘觉乘和普度众生的菩萨乘。五乘教法中，前四乘均属于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只有菩萨乘将自觉与觉他、自利与利他高度统一起来，体现了慈悲济世的大乘佛教基本精神。赵朴初在建立“人间佛教”思想体系时，明确选择菩萨乘作为佛教徒的修行法门。他的“人间佛教”与太虚的“人生佛教”虽然都体现了自利与利他相统一的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但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太虚认为学佛要从做人开始，人成即佛成，故提出“止仰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人格完善，而非普渡众生。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则不同，它将自我解脱寓于普渡众生的利他实践中，强调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只有度人方可度己。因此，同太虚“人生佛教”相比，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更加突出了“普渡众生”、“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
　　第三，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凸显了庄严国土、净化人间的实践精神。赵朴初“人间佛教”同太虚的“人生佛教”一样，将西方净土拉回到现实人间，将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转化为对此岸世界的改造，将佛教的理想主义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品格。但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太虚用以实现人间净土的手段是一方面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输入到佛教教义之中，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论灌输到社会之中，以人生佛教的理论追求人间净土的理想。这实际上只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实现了佛教的人世转向，却并未将这种人世的思想和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则不同，它不仅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世口号，而且将建立人间净土的理想推进到了实行阶段，推向了当代的社会实践，落实于扶贫济弱、赈灾救苦的慈善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之中，落实于推进对外友好交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的具体行动之中，落实于佛教徒禅农并重、亦禅亦农、在参禅悟道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活动之中，落实于佛教界弘扬佛教道德、净化社会风气、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僧伽教育、加强自身建设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之中。因此，与太虚“人生佛教”相比，赵朴初的“人间佛教”不仅具有更加浓厚的现实关怀，而且具有更加强烈的实践精神。
　　第四，赵朴初的“人间佛教”高扬了“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爱国精神。作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在建立“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将爱国与爱教高度统一起来，反复向佛教徒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告诫佛教徒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用弘法利生、爱国爱教的实际行动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贡献；要将佛教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以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去热爱人民；要注重开展国际交往，以民间外交的形式推动国际和平交往。不仅如此，赵朴初还注意阐发佛教教义中所包含的爱国内容，使之为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服务。他认为佛教提倡道德、发扬智慧的积极精神，对于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佛教的“四谛”教义实施于社会的原则是以慈悲、平等、智慧为主的利他精神，如果用慈悲为怀的同情心、众生一体的平等观、明辨善恶的如实观对于改善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和睦共处是有所裨益的。
　　第五，赵朴初的“人间佛教”体现了与时俱进、顺应潮流的时代精神。赵朴初的“人间佛教”与太虚的“人生佛教”都强调了佛教与时代相适应的思想，但由于两者所处的具体时代不同，因而他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也就不同。太虚所处的是旧民主主义时代，因而他强调“人生佛教”要与三民主义相适应，明确提出要“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赵朴初则不同，他所强调的佛教与时代相适应指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意识形态上说，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与社会主义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以唯心论为基础，宣扬有神论；后者以唯物论为基础，宣扬无神论。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能否协调在一起，可以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以大无畏的胆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时代课题。他首先强调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的客观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指出由于我国社会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存在的主客观基础也将长期存在，因而两者并存于整个社会主义乃至更长时期便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就有一个处理好两者关系、使其相互协调的问题。佛教只有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接纳佛教，保护佛教徒信仰佛教的权利，才能得到广大佛教徒的拥护和支持。接着，赵朴初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和卓越的思想见识论证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第一，他认为佛教教义中某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容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相通性，如佛教的利生思想、资生事业和禅农并重制度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相通的；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基本教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相通的。第二，他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党和国家不仅从政策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把这一政策写进了宪法，从而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与适应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他指出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我国已成基本事实，表现为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充分论证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赵朴初阐述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具体内容，这就是他的“三圆融”、“四适应”的思想。所谓“三圆融”，就是主张将佛教教义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之中。所谓“四适应”，就是要求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要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适应，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适应。这样，赵朴初便很好地解决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这是其“人间佛教”最根本、最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