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智慧对一不小心就可能作恶的本能的疏导就成了关键。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从中世纪禁欲主义束缚下获得解放之后，如何以理性引导本能的普遍问题。东方各民族刚走出中世纪，问题更加突出。

与星云相类的是，赵朴老也谈到世界的无我无常与自我的关系，不过与星云着重于从世界本源的“无我”与自我的内在统一，理性对欲望的引导所不同的是，他更侧重于从世界观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角度，阐述学佛学菩萨行应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无常变化的基础上。他说：“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

真常唯心论在生死问题上的见解，也与“声闻”即所谓小乘的“灰身灭智”式的涅槃有所不同，即以能达到生死一如的证悟为最高境界，也就是靠精神上超越生死，来体现原始佛教的“无我”。星云说：“如果能精进学佛，摆脱生死炽然的业识，也可以求证正觉涅繁的境界。”而有此正觉，就能无为也无所不为，即本觉论，可与西方新教的“因信称义”原则相比较。换句话说，只要在精神上拥有了超越境界，生命本身的力量就能够无限地发挥。他还说：“在佛法里面，人是死不了的，死去的只是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躯壳，而生命却是绵延不断的。”当然，我们只能认为人的高尚精神会永远延续。

这一信仰构成了星云及其所主张的人间佛教的进取精神，人间佛教事业的支撑，为此就不惧牺牲奉献。而赵朴老也讲：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就从理论上通过如何解脱生死来阐明“无我”与涅槃的关系，为中华佛教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根源性的依据、正当性的证明。

如果说全球现代思潮的精神内核在于理性地引导本能，赋予生命以自由，发挥出生命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如中世纪一样简单地对此加以压制的话。那么，赵朴老与星云在此也可以说从理论上阐发了佛教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承认法我，相对比较容易调动佛教徒的积极性，发掘每个人的生命潜能，同时也容易巧妙地引导人的本能趋善祛恶。

不但如此，赵朴老还认为：“志愿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叫做发大心，又叫做发菩提心。”“发了大心，依照戒定慧三学修习，实行四摄六度，经过无数的生死，最后才能成为佛果”。星云也主张通过大乘“愿心”的中介，实现了“自主”与“无我”践行上的统一。发愿心是自觉自主的，谁也不能强迫，因而与现代自由精神是内在相通的。自由，就是个人对自动选择的行为负责。然而只有在能自主的条件下，人们才可能对自身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为什么在宗法社会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缺乏社会责任感？就是因为大家捆在一起，谁都不能自主。同时，也只有出于自愿，个人才甘心作出牺牲与奉献，即“无我”。由于佛光山的僧人都是发愿出家的（不存在经济、社会条件下的被迫，如贫困山区的农民子弟），可以看到那儿到处洋溢着一股强大的生命本身向上的力量。无论是佛光人的喜乐面貌，为实现理想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开拓进取的品格等等，都源于生命本身的动力。星云以佛法所作的引导，无非是从个人“小我”开始，摄向“大我”与“法我”（最终成就“无我”），开发出人所共有的悲心与智慧。从如实认知“无常”与“苦”出发，以追求常乐与清净的理想，由此开展出人间佛教的各项事业。在中国古代，无论儒道佛，都饱受宗法思想影响，都偏于硬性压制这一本能，但现代人间佛教把这一被压抑着的潜能释放出来，予以适当引导，于是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星云在回忆录中，对他一生成就仰赖“无我”是这样总结的：“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学佛要学吃亏”，“向自己革命”，“从善如流”，“先作（众生的）牛马，再作龙象”。另一方面，星云认为：“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我是佛”。两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也就是说，对佛教的使命，个人要勇于承当；对地位名闻利养等等，则“我不重要”。

最后，赵朴老与星云法师都强调人间佛教应给现世人们带来信心、希望和快乐。赵朴老说：菩萨行的追求就是“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永远常乐我净”。星云认为，苦本身不是佛教的目的，佛教之所以讲苦，是为了进一步去寻找减少痛苦的方法。欢乐不是要在死后得到，在生之时就应该给人欢喜。“苦是人间的现实，但非我们的目的，佛教的目的是要脱苦寻求快乐”。但是真常唯心论的自主性也有他的不足。真常唯心论的真我往往会走向狭隘化的“自利”自了。如此，个人的心灵虽有所“安顿”，无奈这一“安顿”，正合乎中国传统宗法价值观所要导向的目的——各人安分守己，不逾本分。自然，“僧也要像僧”，宗法社会于是万年太平。真常唯心论是要超越，但结果仍没有能够超越社会。在宗法价值观的诱导下，真常唯心论还很容易滑向另一极端，即在“烦恼即菩提”掩盖下的纵欲深渊，例如明末的狂禅。如来藏说的特点之一在于还保留着一小块我你、自他的畛域，其长处与短处均出于此。

三、两岸人间佛教理念的践行者和实干家

与太虚、印顺对人间佛教理论的阐述与丰富发展相比较而言，赵朴老与星云法师的贡献和价值更表现在他们对人间佛教理念不遗余力地推广和实践，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也将由此而奠定。

1、将人间佛教理念作为佛教事业的指导方针。1983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所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获得通过，该报告提出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获得广大佛教徒的拥护。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浅显地说，也就是在大陆提倡佛教现代化已处在名正言顺的有利地位。星云在台湾，则是最早自觉地提出要把道场建成人间净土。他拟定的佛光山宗风第8条明言，“人间佛教，佛光净土”，在佛光山的目标中进而明确宣示：“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2、努力培养一大批弘扬人间佛教的人才，在创办宣传人间佛教刊物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大陆“文革”期间，中国佛教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赵朴老从未怀疑佛教人才会断绝。1975年10月，是“文革”后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海外佛教巡礼团访华，赵朴初全程陪同。他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一定会出现复兴中国佛教的人才。我对中国佛教的未来毫不悲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过后不久，他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对僧人教育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措施。他提出人才第一重要，这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为此，他在年轻僧人中选拔人才，在他指导下举办了数期执事训练班。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佛教，他联合了一批教内外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他要求佛教文化研究以信仰作本位，以文化为载体，弘扬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为了纪念佛陀涅架2500年，他领导中国佛协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的浩大工程，使这一部历经千年、刻在石板上的稀世法宝得以重放光辉；编印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画集》，精心制作了一批佛像，在各大寺院举办了纪念法会。应斯里兰卡政府和信众之请，中国佛教集中全国的佛教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承担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编撰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