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批判社会陋习，引导社会生活

佛教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所以人生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应该与佛教或佛教的思想有关。现实的人生与现实的社会总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甚至丑陋、恶劣的行为。如何进行必要的道德教化，引导社会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宗教往往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也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当代人间佛教的实践者们大多都主张佛教生活化与生活佛教化，像“佛化祝寿”、“佛化婚礼”、“文明上香”、“生态寺院”等，都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现代人间佛教的入世精神既表现为强调佛教徒自身的道德修养与人格锻炼，也表现为劝人向善的社会教化功能。现代人间佛教既担当着批判佛教自身陈规陋习的作用，又担当着批评社会弊病的功能，体现着当代人间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时代要求。

总之，当代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具体实践，不断地融入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关注人生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间佛教参与的主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女性、青年、居士三者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有机力量：同时人间佛教的实践载体也早现出了崭新的佛教形态，文化、教育、慈善等“三大救生圈”逐渐向更为深、广的领域扩展：生态保护、心灵保护、僧尼平权、社会正义、宗教对话等，都已经成为当代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的内容所折射出来的人间佛教的现代特征，可以概括为现代化、全球化和世俗化等观察维度。其中的现代化，则具有核心的地位。

三、佛教及其现代性问题

佛教的现代性无疑应该通过现代化加以考察。但现代化不仅是落后民族、地区、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一个社会变革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坚定的发展目标。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与感受差异，使得现代性的定义异常多样。就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样，虽然现代化的目标是明确的，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却并不明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一直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等，我们一直沿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发展。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显示，现代化的种种表现背后，应该蕴藏着普遍性的现代性因子。这种思想，马克斯·韦伯探讨过，雅斯贝尔斯也在“轴心时代”理论中给予了强有力的分析。亚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共通性的揭示，特别是各大文明的人们开始“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就是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打破“现代性”必然肇始于工业革命的“神话”；二是可以打破现代化必定指向西方化的“神话”。每一个时代都有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说殷商之际的社会变革不具有“现代化”的意涵，也不能说古希腊文明没有“现代化”的意义。“现代化”的指标可能不同，但“现代性”的内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论时代、地域、民族的具体情况如何，“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则揭示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这两个方面不仅是文明初创时期“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今时代“现代性”的核心要素。

“理智的方法”标志着人类主体追求自由过程中“目的性”与“自主性”的合一，“道德的方式”则标志着人类主体追求自由过程中“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合一。前者求“真”，要解决人生“死亡”的迷茫；后者求“善”，要解决人类“孤独”的困境。每一个时代的“现代人”，一旦追溯生命的终极意义，必然会涉及到上述两大问题。就佛教来说，2500多年一直在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面对人类生存的世界，至今仍然是几亿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佛教信仰者所生活的环境，不仅有现代化程不高的传统社区，也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西方社会。就满足现代人精神需求的表现而言，佛教所具有的现代价值是毋容置疑的，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佛教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即自由、自主、和平、平等。

（一）佛教“理智的方法”

佛教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活世界的集中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自由与自主。从释迦牟尼和历代高僧大德的思想与实践来看，佛教并不是消极避世的逃跑主义，而是始终体现着积极入世以实现生命超越的价值关怀。佛教始终倡导“以出世的心态，作入世的事业”，通过生命主体自身的努力思考与实践，来实现生命主体的自由与解放。佛教的涅粲、解脱、得大自在等理论，实际上主要还是围绕着生命超越而展开的分析。佛教“理智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自由的境界与实现自由的方法。

说到佛教的自由境界，很容易会想到“得大自在”。佛教对于“大自在”精确的解释：远离烦恼，身心自由，所作所为，进退无碍。由于自在是诸佛及上位菩萨所具有的功德，所以佛也叫做“自在人”。关于佛、菩萨所具的自在力，《法华经·弟子授记品》中说：“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但是，要达到这样的解脱境界，并非易事。佛教是不同于其他“神我”的宗教，一直主张生命的解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佛教的自主观。佛教的三宝信仰，并不是相信佛陀有救赎的神力，而是要相信佛陀以人身的形式完成了生命的超越，相信自己按照佛陀的教导也能够实现生命的超越。佛陀的一生，也无非是实践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的一生；僧尼的生活，也正是建立在“向佛陀学习”的人生实践之上。没有生命主体自身的正信、正知、正见、正行，“得大自在”的人生解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较早的《阿含经》中，就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中观、瑜伽行以及中国佛教的禅宗、净土宗等思想里面，都是核心的主张。佛教的生命观，不是外因论，不是无因论，也不是偶因论，而是“自作业自受果”的生命承担理论。自己的现在源白于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未来也完全取决于自己过去和当下的身、口、意三业。这样的目标，这样的途径，不正是一种“理智的方法”吗？

（二）佛教“道德的方式”

佛教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生命苦难的深刻体会。佛教的基本理论中，不仅有对生老病死等生理方面的痛苦认知，也有对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人际关系方面无奈的观察，更有对于生命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缘和合的深层分析。这些分析，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关系而彰显出鲜明的道德特征。佛教“道德的方式”也包括两个方面：人类社会的和平相处以及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前者体现为慈悲为怀、反对战争，后者则表现为六道轮回、众生平等。

佛教的和平观源自于佛教初创时期印度社会中的频繁战争，“不杀生”的戒条明确地把和平的诉求上升到了更为全面的理性高度。当时印度社会的列强混战与祭祀万能的婆罗门信仰，使得佛陀深刻思考了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提出了尊重生命的理性赞歌！一个“不杀生”，不仅彰显了人的尊严，而且也扩展到了所有生命的尊严！贯穿在中间的“慈悲心”，就成了佛教根本性的“标签”！佛教认为，只要是战争，都是对于生命的蔑视与摧残。有矛盾，有冲突，可以坐下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解决，诉诸武力都应该是佛教坚决反对的。在佛教看来，只要每一个生命主体认识到万物的本质，净化自己的内心以消除烦恼，争斗自然就会远离生命。当然，为了彻底实现人类的和平，消除人类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执著”，还需要确立更具理性的“智慧心”，把“慈悲心”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推广到一切生命当中，彰显“众生平等”的深刻含义。时时刻刻把众生的幸福、自由放在心中，个体心性方面的道德超越又有何难？因此，佛教“悲智双运”体现出来的道德含义，正说明佛教不是消极出世的空洞说教，而是引导众生利人求善、追求世界和谐发展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