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原文
 

藏传佛教史上的“他空见”与“自空见”（续）

    ——论藏传佛教的思想特点及理论渊源

班班多杰

[北京]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

6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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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藏传佛教思想之发展轨迹

    “他空中观见”与“自空中观见”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思想支柱。二者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不一样。在藏传佛教前弘期（642-842年），从印度请来的译经大师和弘扬佛法的主要人物，多系中观见，例如静命、莲花戒，是中观顺瑜伽行派的创始人，莲花生、无垢友、佛密等也都是中观派人。也兼有清辨论师顺经部行的中观见。当时，“藏王赤松德赞向全藏宣布法律，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之义理。‘顿渐之争’后，赤松王又一次郑重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理，……故在前弘佛教时期，虽有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然主要的仍是静命堪布及莲花戒论师之宗见，即是中观自续派见，此见大盛”（土官：《宗派源流和教义晶镜史》，第51页）这样，印度佛教大乘般若中观学说在前弘期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主要的思想潮流。但摩诃衍那禅宗思想之遗风仍以不同的形式在流传。
    公元838年后，由于朗达玛的登基掌政、禁佛运动、遇剌身亡等事件，统一的吐蕃王朝从此土崩瓦解。其后，藏族社会在经过了近百年的文化荒芜、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藏传佛教随之也步入了后弘期。当时的藏传佛教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呈现出异说纷纭、百家殊唱之格局，藏族佛教学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心理习惯、语言特点、价值坐标释经审论，各取所需，选择吸纳，各立门户，例如中观自续和中观应成见，唯识见，和尚之见，他空见等都成了当时的学者们创宗立派的思想材料，但从朗达玛灭佛起到格鲁派产生止，藏传佛教的主要思潮已经转移，即从般若中观思想转化为如来藏佛性学说，纵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朗派，他们的佛教思想几乎都是“佛在后转法车仑时讲的一切有情众生皆具足如来之藏”的如来藏佛性学说。（曲吉坚赞：《龙树意趣庄严论——答第八世噶玛巴米居多杰》，第12叶）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曾风靡当时的佛教界，席卷了整个的藏传佛教诸宗派。而此思想则更进一步开辟了一条自信、自度、自悟、自证、自主、自由的广阔天地，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中，人们不拘泥于佛典原旨，不恪守陈规陋习，不匍匐在佛的脚下，没有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一切都在自己的心中，一切都由自己的心所决定。任凭心智遨游宇宙苍穹。这便是如来藏佛性思想的主旨，也是藏传佛教的宁玛、萨迦、噶举、觉朗诸派的宗旨。
    随着噶当派和格鲁派的形成和发展，藏传佛教的主要思潮又开始转轨，即从如来藏佛性学说向般若性空学说转化，这个转化滥觞于噶当派，完成于格鲁派，格鲁派思想很驳杂，有小乘《俱舍论》、小乘这戒律、唯识等的见、修、行，也沾染过和尚之见行，但其主干思想是中观应成派之见。格鲁派的这个思想又把佛从当前现实的人心转成了虚无缥缈的绝对精神，高不可攀的天国神灵，要达到此种境界，就有读不完的佛经，修不完的佛法，除不完的无明。这样，人佛之距离越来越远，成佛时间越来越长，成佛难度越来越大了。从此，格鲁派被定为一尊，成为最正统的佛教宗派。其学说雄霸藏区六百年而不替。可是，近代格鲁派内部出现了叛逆者，本世纪四、五十年代，根敦群佩和喜饶嘉措之间的一场论战，即是格鲁派内部思想分化的集中表现。根敦群佩说：“假若我们追随佛的决定即不受欺诳的话，那么，决定佛不受欺诳者是谁？若说决定佛不受欺诳者是由龙树等大贤哲决定的，那么，龙树不欺诳者是由谁决定的？如果说龙树不欺诳者是由宗喀巴大师决定的，那么，宗喀巴不欺诳又谁晓得呢？若说此即由我等恩德无量的某喇嘛尊者所决定，那么，你由于依归喇嘛尊者而不欺诳，是由你自己的思想所决定的。此义正如：狮子的中证者为老虎，虎的中证者为犏牛，犏牛的中证者为狗，狗的中证者为老鼠，老鼠的中证者为虫子，这样，一切的中证者最终是虫子。因此，究其所决定的终极根源，除涉及到自己的心外，也就是说全由自己的心决定外，再无任何其他可有”。（根敦群佩：《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意趣庄严论》，木刻本，第4-5叶）根敦群佩一反常说，将格鲁派奉为终极存在，永恒本体、绝对真理之佛诉诸于当前现实之人心，把判明是非有无的尺子交给自我存在的主体意识，把对佛的崇拜变成了对自己心的崇拜，这样，对根敦群佩来说，个体的“心智”已独占鳌头，主宰着一切，而绝对实体性的“佛”则受到冷落而退避三舍，丧失了它虚幻的灵光，这标志着格鲁派内部佛教思想的划时代转型。
    根据以上所讲，这里需要说明三个问题：首先，印度佛教学者似尚未将般若中观论和如来藏佛性说用“他空了义中观见”和“自空中观见”的概念加以分析和整合，看来这两个概念是藏族佛教学者在整理、爬梳、总结后期大乘佛教思想时提出来的。可以说是藏人的首创。其次，在藏传佛教中把“自空中观见”又划分为“自续”和“应成”两派，将“中观自续派”又区分为“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瑜伽行中观自续派”两种。这样一种系统的总结和细微的划分似应是藏人之专利，宗喀巴大师说：“于雪山丛中后弘时的有些智者给中观宗安立了自续和应成二种名言，我想此做法与《明句论》之义理相顺，所以，它可能不是杜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塔尔寺木刻版，第292叶）。这明确地说明，“中观自续”和“中观应成”的概念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由藏族佛教学者根据月称论师《中观明句论释》的思想创造出来的。
    再次，关于瑜伽行和经部行中观自续派的情况，宗喀巴大师说：“智军论师云：‘圣父子所造中观论中未明确指出外境有无之问题，其后清辨论师破唯识宗之义理时，安立了于名言中许有外境之宗义，之后，静命论师依据瑜伽行之义理，提出了于名言中无外境及于胜义中心无自性，故创立了一种特别之中观宗义，从而出现了两种中观宗，前者称为经部行中观师，后者称为瑜伽行中观师”。（同上）看来经部行中观师的代表人物是清辨，瑜伽行中观师的代表人物是静命，然，“经部行中观”与“瑜伽行中观”这两个概念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宗喀巴说：“一些先前之智者说：从名言的角度立名为中观者有二种：于名言中许有外境者称为经部行中观师；于名言不许有外境者称为瑜伽行中观师。……印藏二地自认为中观师的某些人皆如此所许，但抉择随顺龙树之诸大中观师中有何宗派，其细流又有谁能说得清。”（同上，291叶）据此，宗喀巴对“经部行中观”和“瑜伽行中观”概念的发明权问题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据日本方面的研究指出：所谓瑜伽行中观派和经部行中观派这二个学派的名称，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印度文献中找到根据”。（陈玉蛟.《宗义宝鬘》、台湾东初出版社版，第111页）如果在印度佛教文献中找不到根据，可能就是藏族佛教学者的发明了，不过这尚需作进一步考证。总之，藏族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思想作如此细致的分门别类，并用特定的概念加以定义、定位，这不但是藏族佛教学者对晚期印度大乘佛教的一种概括和总结，而且也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发挥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