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着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为众经撰注作序□;□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着,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着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注释]
□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谓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为我国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侣,亦为我国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师因感于《道行般若经》义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二六○)出塞至于阗,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竺叔兰、无罗叉(又称无叉罗)等译出,此即《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盖自吴国的支谦译出《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无极经》六卷后,首开研究般若学的风气,而师西行求经,更促成西晋般若学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