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在学界向来受人重视。自隋唐时代起，就有不少学人浸淫于此。迄及近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更多，成果丰富。汤用彤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的三十年，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沉寂下来，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一学术园地才开始复兴，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走向繁荣。据初步统计，从1979年至1994年，国内出版、发表的有关著作共十余种，论文达200多篇。这些论著除了对魏晋南北朝佛教进行宏观研究外，更多的是微观的专题研究，在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经济、佛教人物、佛教文化诸多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这一领域涌现出了一批用力甚勤的专家、学者，如方立天、郭朋、杨曾文、谢重光等。本文拟对近十五年来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作一简要论述。

　　一、宏观研究及有关问题

　　 从总体上探讨魏晋南北朝佛教，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很感兴趣的课题。有关的论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面考察这一时期佛教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如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中原文物》85特刊）、吴虚领的《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形态研究》（《世界宗教研究》94.4）等；一是系统总结这一时期的佛教思想。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佛教思想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佛教在中国传播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和统一的过程。这方面的文章有郭朋的《南朝“佛性”论思想略述》（《世界宗教研究》86.1）、方光华的《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文史哲》93、1）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继续探讨，如赖永海的《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87.2），通过剖析慧远和梁武帝的佛教思想来研究佛教的中国化；王琰的《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87.2）认为当时佛教的初步汉化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佛教的无知，用表面相似的思想学说和宗教去强加阐释所致。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与儒、道、玄之间由依附、冲突到融合的过程。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儒道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有：（一）关于儒佛交融，如诚遥的《魏晋南北朝儒佛交融的历史原因浅析》（《安庆师院学报》91.4）、唐长孺的《南朝高僧与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93、1）等；（二）关于道佛比较，如简修炜、庄辉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比较论》（《学术月刊》90、1）对道佛二教的发展途径及其竞争情况等问题作了探讨；（三）关于玄佛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的关系密切，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且相互影响很大，同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思想潮流。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发表了很多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从正面论述佛玄的异同，如石峻、方立天的《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80.10）；有的则从某个角度探讨佛玄交融的问题，如田文棠的《从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晋的佛玄交融》（《陕西师大学报》83.3）；还有的着重阐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如针对很多人把玄佛合流简单理解为派别之间的对立，洪修平在《也说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87.3）中提出反对意见。玄学本体论是否受到佛学影响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王晓毅在《汉魏佛教与何晏早期玄学》（《世界宗教研究》93.3）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肯定回答。

　　 从总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佛教，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十五年来国内出版了几部有关的通史，如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86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1—88年）等，再加上此时期的其它专著和论文，可以看到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偏重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忽略了佛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微观研究的不足限制了宏观研究的进展。此外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和佛儒道玄之间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中的大问题，也是其中令人兴奋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纵观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这两者都有逐渐明朗化的趋向，这与众多学者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文章大同小异、甚至重复论证的情况，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尽量避免。

　　二、佛教与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主张出世的宗教与现实政治发生联系，两者之间产生了深刻而又久远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研究较少，近年来有一些论著出现。谷方的《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建政治》（《中州学刊》85.5）认为中国的封建政权对佛教进行利用和提倡、限制和打击，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佛教政策集中反映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严耀中的《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大学报》89、3）、李刚的《试论十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四川大学学报》89.2）等。

　　 皇帝位居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顶端，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皇帝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崇佛最积极的是梁武帝萧衍。关于梁武帝与佛教的问题，近年来有很多学者作了探讨：一方面是从整体上考察，如杨曾文的《梁武帝与佛教综论》（《中国哲学史研究》86.2）；另一方面则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如潘桂明的《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孔子研究》86.4）。关于其余皇帝与佛教的文章还有杨耀坤的《符坚、姚兴与佛教》（《社会科学战线》91.2），刘精诚的《魏孝文帝与宗教》（《华东师大学报》93.5）等。此外也有探讨皇后、家族与佛教的文章如夏毅辉的《北朝皇后与佛教》（学术月刊94.11）和张元林的《冯氏家族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佛教》（《北朝研究》93.1）等。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加，导致了排佛思想的兴起和反佛浪潮的高涨，僧侣起义和灭佛斗争就是这种情况的激进表现。施光明的《北魏僧侣起义及其性质初探》（《社会科学》83.4）等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关于灭佛事件发生的原因，近年来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如皇帝对佛教的无知、佛道之争、加强政治控制、寺院经济的影响等，施光明、肖黎、向燕南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