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官制度是佛教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是教权与王权斗争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是僧官制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对后来历代王朝的僧官制度有奠基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这项研究有多种论著发表。其中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僧官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题通史。其余文章还有业露华的《北魏的僧官制度》（《世界宗教研究》84.2）等。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组织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出家僧尼所定居的寺院，一是由共同信仰佛教的普通民众组成的社邑。寺院和社邑随着佛教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关于这一问题前人研究不多，近年来逐渐被学术界重视。谢重光的《晋至唐中叶门阀大族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从开业寺碑谈起》（《北京师大学报》91.4）等文章论述了寺院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张英莉、戴禾的《义邑制度述略——兼论南北朝佛道混合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82.4）、郝春文的《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92、1）等文章分别对义邑和佛社的形成、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魏晋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其中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与佛教的关系，包括皇帝关于佛教的思想、政策和活动是佛教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仍须深入研究。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特别是南朝和北朝之间的对峙，导致二者在佛教与政治方面的巨大差异，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不多，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佛教与经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佛教与经济结合以后产生了寺院经济，成为我国古代经济中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寺院经济是佛教僧团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世俗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影响。尽管对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的重视肇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但直至八十年代初，发表的文章仍很少。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日益重视，一些专家、学者把宗教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新的探索，使这项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简修炜、夏毅辉的《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84.1）、简修炜、庄辉明的《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88.11）等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作了深入探讨，并分析其与世俗地主经济的异同；业露华的《北魏的僧祗户和佛图户》（《世界宗教研究》81.3）等文章则从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寺院的依附劳动者角度考察当时的寺院经济；谢重光在这个学术园地中用力甚勤，他对于寺院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著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90年）。他在论著中着重探讨了寺院经济几个组成部分的状况、特点和作用。其余研究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的文章还有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8.1）、张弓的《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世界宗教研究》90.9）、蒋福亚的《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大学报》93.4）等。

　　 十五年的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研究比以往有了很大进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但比起同时期其它领域的研究，比起目前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还显得很不够。今后既要尽量吸收和借鉴前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要充分发掘、整理、利用有关材料，继续广泛、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四、佛教人物

　　 魏晋南北朝高僧辈出，既有外来和尚，也有本土僧人，翻译家和传道者交相辉映，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佛教人物作为佛教思想的载体和佛教活动的执行者，可以看作是佛教在某段时间和某个空间的缩影。这正是众多学者对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出发点。

　　 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僧侣，在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很多，如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敦煌学辑刊》91.1）、杨曾文的《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世界宗教研究》94.3）等。1994年是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中日佛教学术界为此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94年第2期。其内容包括对鸠摩罗什成就和地位的肯定和评价，对其译本内容、特征的探讨等。

　　 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生，作为一位著名的理论家，他对我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僧肇的主要著作是《肇论》，内容分为三部分：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近年来任继愈、贺其叶勒图、钱伟量等人发表文章，分别对这三者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僧肇的“三论”，如洪修平的《僧肇“三论”解空的哲学体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87.3），文章还针对现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僧肇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论，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这方面有刘国梁、龚隽、田文棠等人的文章。此外刘成有的《关于〈涅盘无名论〉作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90.4），认为《涅盘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表达了与汤用彤先生截然相反的观点。

　　 慧远是晋宋之际南方佛教的首领和净土宗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和佛教活动，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方立天对慧远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有《慧远评传》（《世界宗教研究》81.1）和《慧远及其佛学》，后者是国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系统论述慧远的第一部专著，详细探讨了慧远佛学思想的内容、特点等。关于慧远与因果报应学说的关系，有吴定勇的《试论慧远对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发展》（《西南民族学院》93.6）等；关于净土宗和净土大师，有方广锠的《略谈初期净土大师及净土宗的形成》（《青海社会科学》81.4）等。

　　 竺道生也是鸠摩罗什的高徒，是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佛学家，其“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方立天在《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80.4）中认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实为禅宗的渊源；潘桂明在《道生、慧能“顿悟”说的岐异》（《世界宗教研究》89.2）中对此持相反观点，并系统剖析了两者的重大岐异。菩提达摩是佛教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孙述圻的《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学学报》84.3）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慧可在禅宗六祖中居于达摩之后，通常被称为“二祖”，王晖的《“大祖禅师”慧可考一兼论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法音》94.3）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慧可应是中国禅宗的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