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高僧团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第一个明显以行禅为特色的僧团，因此，玄高一系禅法的师承、特点是把握北禅的整体特色的一个关键，对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学史的编撰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关於玄高禅法的师承和特点，学界历来依据《高僧传》将其判定为浮驮跋陀／佛陀跋陀罗（觉贤）所传的罽宾一系的小乘禅法。然而僧传有关玄高师承的记述却颇为暖昧，而且存在着重大的疑团，即“玄高师从觉贤学禅”一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点上都与其它确凿无疑的史料相抵牾。因此玄高是否曾跟从觉贤禅便成了禅学史上的一椿疑案。前贤时俊对此案的解释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本文尝试以更彻底的怀疑精神观照此案，以期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

　　 玄高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禅僧。据《高僧传》本传记载：释玄高，俗姓魏，本名灵育，姚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生，冯翊万年（今陕西省万年县）人。玄高十二岁便出家；年十年，已为山僧说法，专精禅律。曾先后在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河北的林阳堂山（不详何处）、甘肃张掖一带、山西大同等地习禅授徒，从学者常有数百人之多，为当时有名的禅僧团。后因卷入北魏宫廷政治斗争，於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遭谗被杀，卒年四十三岁。玄高生前颇受当时北方地区统治者的重视，如西秦国主河南王乞伏炽槃、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北魏太武帝之太子拓跋晃等都对他优礼有加，为其弘法授禅提供方便。玄高禅僧团是当时北方地区的禅学重镇，在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北朝禅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关於玄高禅法的师承和特点，《高僧传》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至年十五，巳为山僧说法，受戒以后，专精禅律。闻关右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注：《玄高传》，《高僧传》，卷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版，409；（个别文字据汤用彤先生之校注径改，标点有改易之处，下同））
　　 乃沙门知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罗传业东土，玄高、玄绍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於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其后僧周、净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注：同上，“习禅篇总论”，426-427；又原书“受”作“授”，经查，大正藏本、宋元明三本均作“受”，原书以《大正藏》为底本，故此字当系排印时误植。）　　将其合而观之，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玄高曾师从浮驮跋陀学禅，而此浮驮跋陀即著名的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意译为“觉贤”）。
　　 然而这样就产生了疑问：其一，佛驮跋陀罗在长安时驻锡之寺是瓦官寺，而非石羊寺；（注：参见《肇论•答刘遗民》，《大正藏》四十五册，155下；慧远《〈肇论〉疏》作“官寺”（卍字续藏经二编乙二十三套四册，439下），高丽本《出三藏记集》作“宫寺”。镰田茂雄谓当以后说为是，并进而指出宫寺即罗什所驻之道遥园（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11）。惟《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作“齐公寺”（《大正藏》55册，89下），不知丽藏於此作何寺，若不同於前，则仍有疑问。）其二，佛驮跋陀罗在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即已南下到达庐山，而其时玄高年方九岁，尚未出家。（注：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0年第2版，339。）
　　 这一矛盾，前辈学人汤用彤、伊藤义贤及当代日本著名学者镰田茂雄等均已指出。他们认为：要么是僧传所记玄高生年有误，要么则是浮驮跋陀另有其人。（注：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四章“释玄高”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353；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301。）
　　 然而这两种解释都不太令人满意。第一说谓僧传所记玄高生年有误，似不太可能。因为：玄高之门生故旧在江东者，如同学慧览（注：《慧览传》，《高僧传》卷第十一，418。），弟子僧印（注《僧印传》，《名僧传》卷第二十，见《名僧传抄》（《卍续选辑•史传部》第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3月第1版，20））、玄畅，皆为籍籍之辈，其中玄畅尤负盛名。宣扬玄高事迹，使之流播江东，正在此辈。揆诸情理，不太可能把玄高的生年弄错。
　　 第二说谓浮驮跋陀另有其人，亦不契情理。玄高所习禅法“出入尽於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属数息观、不净观等小乘禅法当无疑问。小乘禅法最重师承，只有导师亲炙某种禅定境界，方能接济弟子履迹践行；师非其人，则弟子纵有天资也难有大的造诣（参见本文第三部分）。本传谓玄高“旬日之中，妙通禅法”，固因其根机利捷、天资过人，而浮驮跋陀非泛泛之辈亦由此可知。且僧传引跋陀揄扬玄高之语：“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揣摩其语气，显然是对禅境有深密的体验，故而在印可之余欣叹后生之可畏。浮驮跋陀既有如此高深的禅学造诣，则在素重习禅的北方必然流誉四周、学者辐集，因而才有玄高慕名从学之举。而其时关右与浮驮跋陀名字相近且以禅法闻名者，佛驮跋陀罗一人而已。（注：镰田茂雄怀疑可能为北凉永和五年（公元437年）在凉州译《大毗婆沙论》的浮陀跋摩，但又查证其人并未去过关中，且时间也不合，所以又立即予以否定。（《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301））若谓此浮驮跋陀为佛驮跋陀罗外默默无名之另一人，则殊不可解。且《高僧传》以表彰实行潜光、高而不名者为编纂宏旨，自汉至梁四百余年之重要高僧为其搜罗殆尽，僧传作者所以自许者正在於此，纵使浮驮跋陀另有其人，亦无既闻其名而不加谘考之理。故窃谓此浮驮跋陀即为佛驮跋陀罗。
　　 前此两种委曲回护之说既难成立，则我们必然对玄高从浮驮跋陀学禅一说产生根本的怀疑，即：所谓“玄高从浮驮跋陀学禅”云云，乃其门人别有用心的杜撰，《高僧传》作者则以将信将疑的态度采录其说，而成传讹之言。
　　 若这一怀疑属实，则有如下问题：这一谣言系何人所撰？出於何种动机杜撰？僧传作者何以未能勘破？显然，如果我们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就能构成一个言之成理的释义循环(hermeneutic circle)，使这一怀疑成为可以接受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