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由於慧皎以崇扬佛教、激发信仰为立言宗旨，作为虔诚的信仰者的慧皎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僧团中有人——而且是广受尊敬的玄畅——竟然会有造假作伪的行径，因为这显然有损於僧团形象，不利於激发和坚定信众。所以，明明已发现了纰漏，却仍然让伪说蒙混过关，致使该谬种流传於千年之下。
　　 在中国，历来有众多的学佛的善男信女，也不泛参究佛学的缁素俊彦，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则直到本世纪初才肇始。因此，僧传作者的这种由观照立场所带来的视而不见的盲点，始终未能消除，这也正是僧传中的这一疑问始终没有被人很好地加以解释的原因。
　　 [弁言]余初涉佛教史，以僧传为入门之径，而於其中触目皆是之神异事迹不知如何措置，乃欲以种种曲折途径回护其说，然终有格忤难通之处。幸得方师立天先生指点，谓其说多有不可尽信之处，数传对勘，作伪之蛛丝马迹往往可寻。自此豁然开朗，乃能以研究者之怀疑精神观照其中之神雾异氛，而得窥一二真相。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信哉是言！
　　 然方固不敢唐突前贤，谓所有种种不能以常情衡度之事皆属乌有。即此玄畅作伪一说，亦不得言历史之本然即是如此，唯觉如此解释更近人情物理耳。如蒙方家斧正，则方之幸也。丁丑年孟春宣方於京西茗经室。


　　 《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樁疑案》审读意见

　　　　　　  黄夏年

　　 中国佛教史上，两晋南北朝佛教是非常典型且具有重大意义的，故历来受到治佛教史的学者注重，并以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为最高峰。但汤著虽然研究非常深入，并考据精到，然亦有一些地方有疏漏之处，本世纪60年代学者张德均曾在《现代佛学》撰文为汤著补遗，惜文刊出二篇后，就没再继刊，不知何故？
　　 研究南北朝佛教，《弘明集》、《广弘明集》、《高僧传》是最基本的资料，前两本虽系教内人士编纂，但注重的是形而上和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故为治佛教思想史学者所重。《高僧传》是记述僧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其广度肯定要超过前二书。但由於作者本人是一位僧人，其创作宗旨是在於弘法，颂扬高僧，故溢美之辞多了一些，而且对一些现在看来有不可尽信的成份之神异渲染的似乎过份，故在文革前史学界出於种种原因对佛教界撰写的史书抱有不可尽信的态度，认为既使要引用也要多方加以考证。8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逐渐正在改变，学者已经认为，《高僧传》的史料基本上还是可信和可用的，而且很多史料能够补正史阙，如果和正史相互对照使用的话，则会有很大的突破。汤用彤先生的著作之所以成为佛教史上的不朽之作，除了考据精到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在於将僧史与正史结合，因之能屡屡发生新意，得到学人的重视和膺服。
　　 南北朝佛教的特点是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中国佛教史上的般若学、佛性说及后来的几个学派（摄论宗、成实宗、地论宗）等都与南方的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北方的实践主要反映在造像和禅修两点上，而有道行的禅师则是在社会上地位非常高的。例如少林寺就是北魏皇帝专门为著名禅师佛陀修行而敕建的。
　　 玄高的禅学是北朝禅修实践的最著名的禅法，其师佛陀跋陀罗是印度禅师，因与鸠摩罗什不合，乃后奔庐山投慧远。玄高从其学禅法一般为学术界定论，许多书中都是这样介绍的，虽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苦於没有其它的材料可证，故只好仍如其旧。因此才在本世纪时成为一樁公案。
　　 本文作者系在读博士生，同时又主攻南北朝期间的禅学，师从名师，其基本功和专业知识还是具备的。他力图解答前人之疑难，精神可嘉。但由於基本材料只有这样一些，在没有新的材料证明之前，只好在原有的材料上继续下功夫，作者的思路是在旁证上下功夫，另辟蹊境，走一条新路，这种思路应该肯定和加以鼓励，其材料的运用可以说已经竭泽而渔，扣的非常仔细，分析问题也较为全面、新颖，有新的见解，特别是从时代的背景和人格的感召两方面来切入，这在现在研究佛教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后者，拟有新思考的特点，因此作为一说，还是可以成立的，至於定论，还不敢这样说。如果发表可以给学术界提供一条新思路，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会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因之本文可以发表。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於，有的论据显得过於肯定，建议在口气上缓和一下，以商榷的态度出现，拟更容易为人接受。
　　 以上意见供参考，请主编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