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玄高从佛驮跋陀罗学禅”说出於何人之杜撰？最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玄高本人。但以本传所述之玄高行迹观之，则可以指责之处甚少，似非作伪之人，本传虽多载其神异，然核诸时地，则多为其身后之事，纵其事为伪，亦非本人有意造作。其生前一二异迹，不过“磬既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之类，去情理不远，且均在其栖隐山林之时；而当其为西秦、北凉国主之座上宾、对“内外敬奉，崇为国师”之尊位时，并无只言片行显其神异，则其人无显异惑众之心可知，至於玄高令北魏太子拓跋晃作七日金光明齐，不过是消灾祈福之寻常法事，不得以神异目之。且玄高隐居麦积山之时，聚徒百余人，一旦见昙无昆禅法玄妙，便折节相师，更可证其非骄矜轻慢之人。（注：《玄高传》，《高僧传》卷第十一，409-413。）合此论之，则玄高确系有德之高僧。从觉贤学禅之说，殆非其本人所撰。
　　 玄高既非造假之人，则作伪者定其门生故旧。按玄高死后不久，其门人并罹法难，几无完卵；幸得善终者唯玄绍、玄畅、僧印等人而已。又《高僧传》於玄高死难前后诸事言之甚详，非亲历之人不能知之。以上诸人，具此机缘者，唯有玄畅。（注：玄绍早已自立门户，且隐居深山，行止不出北地（《高僧传》，410）；僧印早年从玄高学禅，亦曾行化江陵，后还长安大寺；《名僧传》谓其“性腹清纯，意怀笃之，与之久处者，未尝见慢忤之色。下接庸隶，必出矜爱之言；振卹贫馁，有求无逆。心道聪利，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省削身口，具持净律。”与《高僧传》所叙为人大相径庭，疑《高僧传》因偏信玄畅一系之说法而有误；又其所谓“修大乘观”云云，尤可注意，与僧传所述的玄高一系禅法不符；另，其时玄高有故人慧览并在健康，慧览少时“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但此后动静参商，再未谋面，故其於玄高事迹当不甚了然。（《高僧传》，418））《高僧传》玄畅本传谓“其后虐虏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则於江南宣扬乃师事迹者，定此玄畅无疑。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此玄畅产生极大的怀疑。
　　 从《高僧传》本传所记玄畅行迹来看，其人生平确实颇多令人生疑之处。（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
　　 其一，玄畅为人机警，於时局极为了然，随势进退，长袖善舞，颇有投机之嫌。如魏武灭法，玄高门下并罹法难，唯玄畅得以免脱；又如玄畅初至建康，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他再三固辞。门弟子怪其矫节，后太子弑逆事败，方知其先觉。
　　 如果说以上两例尚可称为机警，那么以下一事便很难逃脱政治投机之嫌了。
　　 刘宋季年，玄畅审时度势，远适西南以躲避兵燹。甫到成都，便攀附当地军政长官傅琰以为奥援；又於齐建兴元年（公元479年）在广阳建刹立寺，闻齐立国，乃名其寺曰齐与。阿媚之意，宛然可掬。且致书傅琰曰：
　　 贫道西荆累稔，年衰疹积，厌毒人喧；所以远托岷界，卜居斯阜。在广阳之东，去城千步。逶迤长亘，连垒叠岭；岭开四涧，亘列五峰；抱郭怀邑，迴望三方；负峦背岳，远瞩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创功覆篑。前冬至此，访承尔日，正是陛下龙飞之辰，盖闻道配太极者，嘉瑞自显；德同二仪者，神应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光，灵石表大晋之徵。伏惟兹山之符验，岂非齐帝之灵应耶！檀越奉国情深，至使运属时徵。不能忘心，岂能遗事。辄疏山赞一篇，以露愚抱。
　　 赞曰：峨峨齐山，诞自幽冥。潜瑞几昔，帝号仍明。岑载圣宇，兆祚休名。峦根云坦，峰岳霞平。规岩拟刹，度岭缔经。创功之日，龙飞紫庭。道俟二仪，四海均清。终天之祚，岳德表灵。（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
　　 此信名义上是寄给傅琰的，但从其内容、语气来看，实际上是直接讨好齐国最高当政者的。傅琰对此自然也心领神会，所以“即具表以闻”。而玄畅的这番邀功表忠也立即得到了回报：“敕蠲百户以充俸给。”
　　 玄畅居宋三十余年，一旦势危，立即飞舟远举；新朝甫立，迅速上书表忠；其随势进退之能力的确远迈常人。按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仍，时人於尽忠故国夷然不以为意，且方外之人固不可以忠孝节义格之；然参预世事，通致使命、结好贵人、亲厚媟慢，则律有明禁。玄畅此举，固难逃投机之讥也。
　　 又其自陈所以弃三十余年栖居之荆、扬而西适者，乃因“年衰疹积，厌毒人喧。”此说殊为可笑。若诚如所言，则只须岩居穴处、潜心修禅即可遂愿，又何必再交接官府，上书陈情？且玄畅立刹齐后山不久，即应当时作镇荆、陕的齐豫章王萧嶷之请而东赴江陵，以至盘踞河南的吐谷浑慕其大名，“驰骑数百，迎於齐山”时，已经人去寺空；至齐武升位（时在公元483年），“文惠太子又遗使征迎。既敕令重叠，辞不获免，於是泛舟东下。”（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五年之内，三家迎请，两番迁徙，汲汲於富贵之情状可掬，又岂是厌倦荆扬三十余年之喧哗而隐居边邑者之所为？“辞不获免”云云，不过是故作姿态、自抬身价而已。试想其当初固辞为宋太子师之请又何等果断！且当时真正因厌倦浮嚣而归隐朴宁者不乏其人，更可知卜隐之於玄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二，玄畅其人素好矜异伐能、耸动视听。本传谓其“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至於世伎杂能，罕不毕备”。又载其少时及平城脱险两异事：
　　 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祸将及畅。虏帅见畅而止之曰：“此儿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获免。（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
　　 唯手把一束杨枝、一扼葱叶。虏骑追逐，将欲及之。乃以杨枝出沙，沙起天暗，人马不能得前。有顷沙息，骑巳复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叶内鼻孔中通气度水，以八月一日达於扬州。（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
　　 这种异迹，尤其是后一事，非本人有意炫耀，外人断不得知。而他驻锡荆州长沙寺期间，也经常“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很难说没有显异惑众之心。玄畅后来西游岷岭，所招弟子法期也是一个制造神异的行家里手，师弟之间互相吹捧，於是声誉益隆，终於上达天听，邀得晋京隆法之请。玄畅一生之造势运动，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不幸泰极否来，中途染疴不起，抵达京师不久便病逝，祗落得个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