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纷纷涌现，遍布全国各地城镇，是近现代佛教运动中引人注目的新景象。霍姆斯·维慈(HolmesWelch）在其《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四章描述：‘民国时期居士组织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它们就像酵母中的气泡，产生又消失’，‘像上海、武汉、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佛教组织稳定而兴旺。’据1930年的一个统计报告，佛教组织在长江流域、广东、北方、东北便多达571个，其中多数完全由居士组织管理，尚未包括西北和西南等地。霍姆斯·维慈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居士为主体的地方佛教会，与僧人把持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及其分支有著明显差别：居士们入会是为了参加功德活动，而僧人则是为了保护庙产。’这一说法大概较为客观。近现代的居士团体，多数与古代的法社、香火社等性质相近，是以佛法修持(包括研究、讲经、礼诵、法会、参禅念佛、慈善事业等）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在家佛徒教团，实际上应看作实践大乘道的在家菩萨僧团。

近代最早的居士团体，是杨仁山居士于1910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立的‘佛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佛教义学为宗旨，由杨仁山居士定期主讲经论。此后，以会、社、居士林、精舍等命名的各种居士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如1918年，江谦居士在浙江婺源建‘佛光社’，率众同修净土。1920年，王森甫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席组织‘武汉佛教会’，后改组为‘佛教正信会’，入会者达数千人。1922年，吴璧华居士在永嘉成立‘莲池海会’，后来他又被推为‘杭州佛学会’会长。1930年，胡子笏等发起成立‘华北佛教居士林’于北平，该地的居士团体还有周叔迦等于1941年成立的‘中国佛学研究会’等。工商业者云集的上海，居士佛教最为活跃，先后成立的居士团体有‘上海佛教居士林’(1919）、‘上海省心莲社’(1930）、‘上海佛教净业社’(1922）、‘功德林佛学会’、‘真净莲社’、‘法明学会’(1935）、‘上海佛教青年会’(1946）等。天津、长沙、宁波、重庆、成都等各大都市，乃至偏远的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

目前国内恢复活动、较为活跃的居士团体还有北京佛教居士林、宁波佛教居士林等。在港台地区，居士佛教十分兴盛，居士团体甚多。台湾最大的居士组织‘中华佛教居士会’成立于1968年，下属47个分会，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香港的‘佛教法住学会’则以从学术文化立场推动佛教思想的现代化为主旨，经常开展佛教学术活动。

各地较大的居士团体如上海佛教居士林等，都有固定林址，林内一般设有佛殿、念佛堂、放生池、佛教图书馆、阅览室、法物流通处等，经常开展共修、讲经说法、研讨佛学、举行法会等佛事活动，多出版发行刊物，流通经书，并开展慈善救济事业，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老弱。总之，是进行集体修持，共修菩萨道六度四摄。居士们从集体修持中可得互补互助之益，互相策励，交流心得，带动后进。居士团体还以集体力量投入较大的慈善救济、福利公益事业，开办医疗、养老、育幼等机构，并能以集体力量维护佛教权益，是一种有益于佛教和社会、甚便于有关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居士团体在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近现代居士团体中，还有一类专属某一宗派，以研究和修学为主旨，如韩清净等在北京创立的‘法相研究会’(1921）、‘三时学会’(1927），范古农在上海创立的‘法相学社’(1947）等，专门研究、讲习法相唯识学。王弘愿在广州主持的‘解行精舍’，顾净缘在上海建立的‘瑜伽学会’、‘畏因同学会’等，专门弘传唐密。王骧陆在天津、上海等地所建‘印心精舍’，专门传修‘心中心’密法。王家其在昆明所建‘莲花精舍’，吴节持、伍海池等在长沙所建‘粤开佛教居士林’(1935），段祺瑞、汤住心、屈映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菩提学会’(1934）等，专门弘传藏密。袁焕仙、贾题韬等在成都建立的‘维摩精舍’(1943），专门参修、研究禅宗。在港台地区，此类居士团体为数甚多。

（三）僧俗关系的合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