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佛教的历史时期是指从1911年辛亥革命始至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速过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上海近代佛教史的分期较为复杂。由于社会变化快，各种矛盾交错，社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也不明确，所以佛教史的阶段性也不易确定，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民初佛教复兴运动时期；上海佛教的鼎盛时期；上海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
　　一、民初佛教复兴运动时期(1912～1921)
　　清朝末年，由于佛教僧团腐败，佛学理论停滞不前，致使僧尼素质低下。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名刹的强烈冲击，佛教更趋衰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上海佛教也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光复而大放异彩，成为民国初年佛教复兴运动的重镇。在这时期奠定了作为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佛教在组织结构上、社会活动形式上、思想理论上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这一特征在上海佛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以寺院经济为基础，以宗谱法系为网络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弊端丛生，僧人之间常常出现争权夺利、相互攻讦、彼此倾轧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口实。上海佛教界的一批著名的高僧、居士有鉴于此，在民国成立之初就积极开展以建立现代方式的佛教组织，争取佛教界独立与自主等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佛教复兴与改良运动。
　　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清末兴起的“庙产兴学”的余波还在冲击佛教。为挽救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中华佛教总会于1912年4月在上海留云寺成立，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并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同意，下设20个省支部和400多个县支部，一个现代佛教组织初具雏型。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年11月初，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北上进京，与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司长杜关交涉，要求保护寺产。杜关对此充耳不闻，还对寄禅进行嘲笑和侮辱。寄禅和尚愤而退出，回到法源寺后，当夜气急攻心而逝。寄禅和尚是近代上海佛教界第一位为佛教事业献身的高僧，他的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后经熊希龄、杨度等人将此事告知袁世凯，并晓以利害，使得保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得到了保护。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统一组织，不仅有出家僧人参加，而且还吸收了在家居士，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相疏离的局面，联络广大佛教信徒团结一致，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先导。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除保持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活动及礼忏之外，又搞了一些得风气之先的新式宗教活动。1914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为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是中国近代佛教刊物的发源地，也是佛学刊物出版最多的地区01912年10月，狄楚青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1913年，上海出版了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藏》。医学书局、有正书局出版的各种佛教典籍，更是风行上海，遍及全国。1918年太虚法师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觉社，出版著作，宣讲佛学，实行修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家佛学机构。在其影响下，各地讲经传法风气渐开，各种形式的现代佛教教育机构、研究会社、修行团体不断涌现，佛教文化也出现初步复兴的景象。同年创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也成为全国第一家佛教居士林。这种居士团体打破了以往讲经说法局限于寺庙的格局，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界人士之中的普及。
　　中国古代佛教的慈善事业以寺院为单位，规模较小，且无长期计划。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繁荣，加上受基督教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上海佛教界开始进行各种社会化的慈善公益事业01917年，冶开和尚在上海成立佛教慈悲会，当是中国最早的佛教慈善组织。1918年，华北发生旱灾，冶开和尚亲自率领佛教慈悲会会员至北方放赈。191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上海佛教居士林积极筹赈、施医、施粥、施衣。王一亭也创办了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妇孺救济院等慈善组织。
　　在思想理论方面，近代上海佛教界也有创新之处01913年2月2日，太虚法师在静安寺举行的寄禅和尚追悼会上发表演说，鼓吹佛教进行三种革命：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这三种革命乃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指出了佛教革新的关键所在，引起了守旧僧人的激烈反对。太虚法师毫不气馁，仍旧积极倡导佛教应当多面向现实人生，持续不懈地进行佛教教义的革新。太虚法师为适合时代发展而创立的新型佛教理论，为佛教复兴运动指明了方向o
　　19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佛学大纲》；191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贾丰臻的《佛学易解》；这些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明佛教文化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二、上海佛教的鼎盛时期(1922～1936)
　　1922年，以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成立为标志，上海的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居领导地位，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佛教徒的抗议，并未阻止事态的恶化。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做教育事业经费。”这项议案不仅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在太虚、圆瑛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南京政府只得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邰爽秋的议案被搁置一旁。
　　1929年1月25日，内政部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2l条，有些条款严重侵犯了僧人对寺产的管理权，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政府法令可依。为维护佛教界的利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佛教组织迫切希望重建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同年4月12日，17省的佛教界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在中国佛教会的请愿之下，南京政府被迫废除了“寺庙管理条例”21条，重新公布措辞立意均较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13条。